如前所述，部分或許為了填補經典淡出之後的空白，清末民初出現一個新興的流行詞匯，即作為一個整體的“學術思想”（而非“學術”和“思想”相加而成的混合詞）。[1]不過，今日意義的“學術”和“思想”本身，同樣是近代的新興流行語，常常指謂相關然而有別的兩個概念。結果產生一種連帶的現象，不論是菁英還是身處邊緣的近代讀書人，往往一身而兼有“學人”和“士人”（大體可以說是學術與思想的載體）兩種身份認同，又始終徘徊於讀書治學和社會責任之間。
這大概也是過渡時代之中一個過渡現象。相對抽象而意義中立的“學術思想”，其實很難承襲以前經典所具有的指導性社會功能，但又被賦予了類似的責任，似乎不能不扮演著某種指導社會的角色。這樣，不論是整體的“學術思想”，還是分別的“學術”和“思想”，作為其載體，讀書人的社會角色都可能需要重新界定、重新認識。讀書人的社會形象，也發生著某種轉變。而讀書人的行為，也出現了相應的轉變。
這裏所謂讀書人的“社會責任”，也是用一個後出的詞匯來泛指外在於“學”的各種責任，包括從政議政。在以前，這類責任與讀書治學本無衝突。在中國傳統觀念裏，政與教息息相關；用張之洞的話說，國家之興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2]昔年的士人，不論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隴畝的諸葛亮一樣，隨時為“澄清天下”做著準備。
民初人或許受到近代西方出現的知識分子和專業學人之分的影響，開始提倡學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論政的取向。但西方也強調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而上述中國傳統觀念仍影響著眾多讀書人（包括其中的趨新者）。身處過渡時代的讀書人，確常徘徊於士人與學人兩種身份認同之間，有時欲分，有時又感覺難以切割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