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潮的衝擊，當年就曾被一些讀書人視為“學戰”。[1]不僅有時人所謂“毀學”、“滅學”的直接打壓，“西學”本身的確立也使傳統的“道”被空間化。王國維曾簡明指出：“自三代至於近世，道出於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後，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於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於二。”[2]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道”本應是普適於天下即全人類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則中國的“道”也就成為中西學區分下的一個區域成分了。[3]這樣空間化的結果，是“道”的一大退步或退讓，最能表明時代的轉換。這是王國維晚年的表述，那時他已明確站在中學一邊，卻也逃不出中西對峙的立場，甚至並未意識到自己其實已遠離過去讀書人的立場了。
近代的“經典淡出”，大體可區分為無意識的推動和有意識的努力。前者可以張之洞在清季提倡的“以簡化方式保存傳統”這一取向為代表；後者則大體表現為兩個階段：一是從清季已開始的使經典“去神聖化”；二是民初特別明顯的整體“去經典化”。從大環境看，近代日趨激烈的中西文化競爭也有力地支持了趨新讀書人“去經典化”的努力。此事牽涉甚寬，我會專文討論，這裏不能詳細講，僅大體勾勒一個簡略的線條。
先說無意識的推動。經和經學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張之洞的目標當然是要維護傳統，但其提出的主張又隱伏著對此核心的致命威脅。他曾引用《老子》中的“損之又損”來概括這一取向，主張僅讀《近思錄》等四本綜合性的參考書，便已可基本掌握“中學”，而將其餘精力皆用於西學。[4]沿此路徑走下去，經學在中國思想言說中退居二線是遲早的事，全不必新文化運動來激烈反傳統。這與章太炎等提倡“複古”者卻從根本上**擊了儒學，[5]真有異曲同工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