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說的“讀書人”，略同於今日一般史學論著中所說的“知識分子”。我之所以不用“知識分子”，一是因為這在近代中國是一個後出的外來詞，在本文討論的時段裏，至少前一段時間，這個詞匯本身尚未出現，那些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自己並無這樣的身份認同，有些可能也不一定願意接受這個認同。二是中文世界裏過去和現在都有不少人是從字麵意義理解和使用外來詞的，在用於指稱中國讀書人方麵，把intellectuals（或其他西文裏相應的詞）譯作“知識分子”，可能有些誤導。原因是：
在中國傳統之中，“讀書”是一種具有特定含義的行為方式。孟子曾說：一般人是無恒產即無恒心，隻有士才可以“無恒產而有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所處的時代，“士”已基本就是讀書人。孟子顯然注意到經濟對人的支配性影響，卻指出了“讀書”這一方式可能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改變人對經濟的依賴性。這樣，管子所說的衣食足而知榮辱，隻是一般層次的現象；經過“讀書”的升華，人就可以超越這一層次，達到更高的境界。因此，“讀書”不僅是一種直觀的行為，即閱讀書籍或技術、技能性的學習；它更強調一種不那麽功利、目的不那麽具體的超技能的持續學習，體現出一種追求和探尋“無用之用”的努力。
簡言之，“讀書”可以改變人，它本身也以人的改變為目標。如錢穆先生所說：
中國社會之所謂士，確然有其在社會上特殊地位，在文化傳統上有特殊意義與特殊價值，則其事實始於孔子。孔子曰：“士誌於道。”孟子曰“士尚誌”，即尚其所誌之道。其道始則修於身，繼則齊其家。推而廣之，擴而大之，則有家族，有家鄉。更推而廣之，更擴而大之，則有治國之道。又更推擴，超國家而上，則有平天下之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