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近代中國稱作“過渡時代”，曾是梁啟超十分愛說的話。中國的近代確是一個“過渡時代”，其過渡狀態恐怕到現在仍在延續之中。而且那是全方位的“過渡”，從政治到社會，生活到心態，思想到學術，無不見證著並反映出某種半新半舊、亦新亦舊的狀態，多元多歧，而又互滲互動。用梁啟超的話說，“過渡相”的特點，就是“互起互伏，波波相續”。後現代學人所樂道的“混成”（hybridization），在近代中國表現得特別充分。[1]
當梁啟超討論“過渡時代”的時候，他和許多時人一樣，不過是預感到大變之將至。他所謂“過渡時代”，是相對於中國數千年來的所謂“停頓時代”，同時又是一個目的性明確的表述，意味著以歐洲各國近二百年為模板的主動變革。梁啟超當時預測了很多應發生而尚未發生的“過渡”，包括政治上的“新政體”、學問上的“新學界”和社會理想風俗上的“新道德”，已是全盤的轉化。那時梁氏並不想要鼓動更換政權的“革命”，但以今日的後見之明看，後來的發展卻被他不幸而言中。近代的“過渡”，其實就是以共和取代帝製為象征的全方位巨變。[2]
我之所以把共和取代帝製視為“象征”，是強調這一全方位的巨變是個發展的進程。發生在辛亥年的那次“革命”及其帶來的政權鼎革，不過是一個象征性的轉折點；其相關的轉變此前已發生，此後仍在延續。直到今天，中國人似乎仍然生活在一個充滿顛覆和根本性變革的時代——商品經濟的正麵和負麵力量還正在顯示之中，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稱得上是“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正如梁啟超當年特別強調的，這是一個希望與危險並存的時段。
當年嚴複就把廢科舉視為“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認為其重要性與秦漢的書同文、車同軌以及廢封建等影響深遠的轉變相等。[3]在具體層麵，廢科舉和辛亥政權鼎革當然都可以作為一個獨立“事件”，置於其發生的當年分別考察。若從較長時段看，兩者皆可看作共和取代帝製這一巨變的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前者在無意之中成為後者的鋪墊。與廢科舉密切關聯的，就是一些趨新士人推動的“去經典化”努力。社會上四民之首的士不複能產生，思想上規範人倫的經典開始失範，演化成一個失去重心的時代，[4]既存政治秩序的顛覆，也的確可以計日而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