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過渡時代的近代中國讀書人，由於社會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現了變化，一麵對新的時世感到困惑，又覺得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始終在兩難的窘境下徘徊、調適，並繼續努力。本文要討論的，就是“過渡時代”和“讀書人”這兩個既相關聯又可以獨立的大問題。
人人都知道中國近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當時人就稱為“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但這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巨變，過去的人也有不同的形容。既可以說是“轉化”（transformation），也可以說是“革命”（revolution）。兩詞本有許多相通之處，前些年裒卡克（J.G.A. Pocock）在試圖描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政治思想領域的學術激變時，即因“革命”這一術語被持續濫用而變得意義空洞，而寧取“轉化”一詞。而費正清在陳述近代中國革命時，也曾對究竟使用“轉化”還是“革命”甚感躊躇。最後他選擇了“革命”，因為除在基督教語境中的特殊含義外，“轉化”一詞難以表現近代中國那充滿**活力的一麵。[2]梁啟超所用的“過渡時代”，兩皆兼顧，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似更適於描述近代中國那種革命性的轉化。[3]
在近代的各種變化中，與人本身關聯密切的一個基本變化，就是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解體。而四民中身份地位變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為其他三民楷模的讀書人。以前讀書人在思想上和社會上都處於中心，故其對近代的“過渡”感受最強烈。他們的實際社會變動及其心路曆程，處處折射出近代中國的巨大轉變。反過來，要理解當時讀書人的困惑，還是要先整體考察中國近代的轉變。
[1] 這是2008年12月13日擔任新加坡2009年度吳德耀文化講座（The WTY Annual Lectureship in 2009）主講人的演講詞，開場白中關於吳德耀先生個人的部分已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