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特別是民國初年的各邊緣人集團中，介於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的邊緣知識分子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夠注意者。清季教育改革特別是科舉製的廢除，即是大量邊緣知識分子出現的一個直接原因。在科舉時代，讀書人“向學”之心從少到老不疲，清代便有百歲童生的盛舉。但新學堂收生則有年齡限製。起初雖不乏二十歲上下的中小學生，但過三十者即極少見，以後入學年齡限製更越來越嚴。換言之，科舉製廢除的當時就斷絕了已成年而尚未“進學”的大量讀書人成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體製下，任何讀書人到了一定年齡還未跨入知識分子階層，就已不再有希望。從清季到今天，中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容量與同時期中等教育的畢業生數量相比，一直相當微小。從這個視角看，近代教育的開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傳統的讀書做官心態影響尚大（意味著大量的人要走讀書之路），而高等教育機構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勢必產生大量的邊緣知識分子。
近代知識分子和邊緣知識分子的產生幾乎是同時的。當然，早期的學校和學生的程度都相差甚遠，同一學校的學生有時已不可同日而語，異地異校的學生更不能一概而論。由於或主觀或客觀的原因，有的人繼續深造，乃成為知識分子；有的人不願或無緣長期受教，便成為邊緣知識分子。同時，在近代中國的特殊語境中，有一些正在受教育過程中的知識青年，其最後是否會成為知識分子尚屬未定，但又已參與社會事務的討論，本文在技術處理上將其未受完係統教育時的言論均納入邊緣知識分子的範疇；對那些繼續深造者，則將其已受完係統教育時的言論納入知識分子的範疇。
大約從1903年起，近代知識分子和邊緣知識分子的自覺意識已萌芽。那年一月《湖北學生界》雜誌的創刊，就頗有些象征意義。從該雜誌的內容看，裏麵的“學生”顯然已不是清代科舉中人的謙稱，而是一個開始獨立的有自覺意識的社會群體。特別是該刊第二期發表的李書城寫的《學生之競爭》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讀書人要主動異化出“士”這一傳統讀書人群體的自覺意識。李氏將學生列為一個單獨的社群，居於由士大夫組成的上等社會和基本不識字的下等社會之間。並明確指出上等社會已崩潰決裂而不能救國，隻能“待繼起者收拾之”；下等社會則因不知祖國曆史地理而使愛國之心無由產生。“學生介於上等社會、下等社會之間，為過渡最不可少之人。”不但要肩負起救國重任，而且要為“下等社會之指向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