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1918年時說：“六七年來所見國中人物，皆暴起一時，小成即墮。”因為近人“不習曆史，胸襟淺陋”，所以其得勢就如“無源之水，得盛雨為潢潦”，當然不能持久。既然“一國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間主幹之位遂虛”，造成“一國無長可依賴之人”的局麵。[1]太炎的話提示著一種“時勢造英雄”的含義：民初社會政治都呈亂象，所以“盛雨”頻仍，“暴起一時”的人物確實不少。而類似新文化運動那樣新舊分明的“盛雨”，在促成新的“潢潦”之時，顯然還要衝去一些“舊人物”。
以太炎自己而論，他的學養和“曆史”知識，當世可說不作第二人想，但也隻在清末革命時“暴起”，民國建立後幾年間，不但沒有成潢潦的跡象，反已有過時之虞。當胡適在五四前後以少年而“暴得大名”之時，昔日也是少年成名的章太炎其實仍在壯年，但在民國後的思想界已基本處於較邊緣的地位了。在士大夫一身而兼“道統”和“治統”兩者重心的時代，像曾國藩這樣的士人不論居廟堂還是處江湖，都可久居主幹之位。道治二統的分離及知識分子與大眾的疏離，正是曆史知識絕不遜於曾國藩的章太炎就連在道統中也不能久居“中間主幹之位”的根本原因。
而胡適這一輩對章太炎等人的退居邊緣也起過直接的作用。胡適自己曾深受章太炎的影響，在其1922年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認為章的《國故論衡》足以“成一家言”，是兩千年來中國可稱得上“著作”的七八部書之一，評價不可謂不高。但他同時宣布，“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而章太炎正是代表“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在進化論影響下的近代中國，這等於是宣判了章在思想界的“死刑”。故胡對章捧得雖高，封殺得也不留絲毫餘地。在他筆下，頗有“成績”的章太炎終因其“反背時勢”而不能脫“失敗”的結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