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批評近代西方曆史領域中的“非曆史觀點”說：由於“反對中世紀殘餘的鬥爭限製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被看作是由千年來普遍野蠻狀態所引起的曆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那裏一個挨著一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這一切都沒有被人看到。這樣一來，對偉大曆史聯係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1]這一觀察非常適合於理解近代中國人的心態及其對傳統的態度，近代人甚至許多今人是否因其在意識層麵反對傳統的“專製”、“迷信”或所謂“封建殘餘”的努力而“限製了視野”，從而對其不願看見的中國文化的非負麵因素視而不見呢？
陳獨秀或即代表著“非曆史”的傾向，而一些繼承章太炎曆史觀的學者同樣強調反傳統。聞一多早年便主張“不忘其舊”，那時是想要“振興國學”；到抗戰後期仍以為“現代”是“曆史的延長”，故包括在“曆史”之內，然態度卻迥變。他與昔日學生臧克家的一段對話頗具象征性：臧是典型的傳統負麵整體論的接受者，故反對老師研究“故紙堆”；聞則繼承了蔣方震關於曆史蘊含著正負兩麵資源的觀念，並因此強化了反傳統的決心。他告訴臧氏，“在你所詛咒的那故紙堆內討生活的人原不隻一種，正如故紙堆中可討的生活也不限於一種……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蠹魚，不曉得我是殺蠹的芸香”。其實“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因為“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2]
新文化運動時反傳統頗激烈的北大學生傅斯年到晚年心態已較平和，故能明確指出：“傳統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變前，尤其不死。盡管外國人來征服，也是無用的。但若生產方式改了，則生活方式必然改；生活方式既改，傳統也要大受折磨。中國的生產方式是非改不可的，無論你願意不願意；時代需要如此，不然的話便無以自存。所以我們一方麵必須承認傳統的有效性，同時也並不能不預為傳統受影響而預作適應之計。”[3]今日中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正在發生遠更激烈的改變，也許傅斯年的話仍值得我們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