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1932年曾說，我們中國這六七十年的曆史之所以一事無成，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之所以失敗，“都隻因為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1]由於過去各專門史之間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適這個觀點不甚受人注意。其實，把所有問題都歸結於社會重心的缺乏固然太過寬泛，但若能跨越各專門史的樊籬，從社會方麵探索思想和政治演變的造因，並反觀思想演化對社會變遷的影響，似為今日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途徑。
近代中國何以未能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胡適以為是因為中國離封建時代太遠、一般人對君主製的信念又因晚清的墮落而毀壞，再加上科舉製度使社會階級太平等化、人民窮而無資產階級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勢力的智識階級等。這些見解大多有所見，也都有點紙上談兵的味道，不十分切題；且有些理由如科舉製度，恐怕正是傳統社會之所以能有社會重心的重要因素。
不過，胡適注意到的“不存在有勢力的智識階級”一點，卻是近代中國才出現的新社會現象，這就提示了認識這一問題的一個取徑。這個問題近年由餘英時先生做出了進一步的解答，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從傳統的士到現代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大轉變。餘先生並提出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在近代中國社會日益邊緣化的觀點，開啟了研究和詮釋這一問題的新思路。[2]
可以說，前近代中國社會的重心正是處於社會結構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這一社會重心的製度基礎就是從漢代發端到唐宋成熟的通過考試選官的科舉製。近代國人在西潮衝擊之下，常愛說“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如果當時中國的確存在劃時代的體製變動，科舉製的廢除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變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