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食貨誌》給四民社會中的“士”下了一個界說，即“學以居位曰士”。這裏的“位”當然包括士向“大夫”的發展路向，同時也意味著士在基層社會中的核心地位。從孔子以來，中國士人最向往的政治模式可以說是一種“士治”的秩序：不僅因為各級“大夫”多從士來，由於小政府的傳統，基層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實行自治，起著關鍵作用的鄉紳之核心成分就是士人，故“士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當實際的。
鄭振鐸曾說，中國傳統的“治人階級”分為直接統治者（約指皇帝）和“幫治者階級”，後者便是士人。[1]但“幫治者”在“通上下”時亦有其立場，即“公正紳士”須同時具有“地方觀念”和“國計民生思想”：應當“思為地方除害，俾鄉村人民受其福利”；而不能“借勢為惡，婿官殃民，欺貧諂富”。[2]若其交通官吏，奪民之利，乃是苛政之“幫凶”，已失“士治”之本義。
當清季學外國圖富強，小政府不得不行使大政府的職能時，不僅會與民爭利，且呈現出變“士治”為“官治”的傾向。唯因當時學西方立憲，又推行新式的“地方自治”。中外新舊兩種“自治”的對立一麵是明顯的，卻也有著未必是主動的“配合”：官方仍像以前一樣將地方事務責成士紳操辦，這等於讓士人“自改革”以調整“士治”。科舉製廢除後，甚至可能變“士治”為“紳治”。假如清廷的統治時間更長，隨著鄉紳成分的轉化，“士治”與“紳治”的緊張和衝突勢不能免。
民國代清之後，這些問題就遺留給新政權來處理。北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特別是辦事的思路和方式上——延續了清季的模式，大體是“士治”向“官治”過渡，而以“紳治”為補充。國民黨則不同，其在廣州已嚐試推行一種結合英美與蘇聯的政治模式，上層權力日益集中，在基層也力圖實現近於“官治”的“黨治”。[3]故國民黨當權後鄉村的問題較前更複雜，在士人大體從鄉村權勢淡出後，往往體現為“官治”與“紳治”的衝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