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的拒俄運動，以《蘇報》高揭排滿大旗為契機，從愛國發展為革命，成為留日學界轉向革命派及接近孫中山的新起點。新年伊始，留日學生的政治熱情就持續高漲。一批激進分子利用各種機會，鼓動帶領同學參加愛國反清活動。舊曆元旦團拜大會拉開鬥爭序幕，馬君武“登壇力數滿人今昔之殘暴，竊位之可惡，誤國之可恨”。在座五六百名同學鼓掌支持。繼而樊錐上台鼓吹“滿漢同種”，“滿堂寂然無和之者”[1]。這是留日學界革命傾向明顯增強的突出表現。
3月，秦毓鎏等人赴大阪參觀博覽會，見日本主辦者將中國福建省物品置於台灣館內，認為“即以福建比台灣也，國恥之大，孰有甚於此者！”[2]呼籲清政府駐日本的各級外交代表出麵交涉。清朝官吏一味敷衍，與充滿近代國家民族和國民主體意識的留學生形成尖銳對立。秦毓鎏等人大失所望，致電東京同學推舉代表前來力爭。日本當局懾於學生群起反對，乃將物品移放四川陳列所。
4月，成城學校召開運動會，留學生以會場上“高懸各國國旗，獨中國龍旗無之”[3]，日方且稱“中國已降為各國保護國”[4]，不能與獨立國平等升旗，集合校內外中國學生300人演講國恥，相率抵製。在此之前，留學生還曾聯絡大阪、神戶僑商抵製博覽會所設人類館醜化中國風俗，侮辱中國人格；弘文學院中國留學生則發動退學風潮，反對校方新定規則意在斂錢。4月底，日本報載桂撫王之春擬借法兵鎮壓廣西會黨起義，留學生聞之大震，500餘人聚會於錦輝館，通電反對。
留學生會館及各省同鄉會，在吸引同學參加社會活動方麵起了積極作用，激進分子利用這一紐帶，動員組織，能量倍增。有充當清廷耳目的學生密報：“自入學院後，見同學諸友皆有以天下為己任之慨。……時而倡革命之說，時而慕流血之舉，時而讚自由平等之如何文明，時而議團體接派之如何組織，痛罵我國之政府，妄詆當路之公卿。或五日一會議，或三日一會議，或充總會頭，或充鄉會首，設職員，舉幹事。聚會之時，並未參互學業之得失，競持笑罵之空談。有稍持純正之說者，則群起厲辯，抑製不準啟齒。”各省同鄉會機關刊物也不斷發表激烈言論。受其影響，留學生“皆不以課業為亟務，且雲我輩到東，非為學而來，為我國民而來也。若第拘之於學業，則令學成歸國，不過養成奴隸性質，以備受人驅使而已。”[5]拒俄運動正是在這種高漲的政治熱情驅使下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