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爭取知識界的重點是留學生，同時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留日歸國學生和一些往返於海內外的革命人士，與國內一些重要省區的知識界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聯係。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長期流亡海外，有學者認為，他與國內進步知識界或學生領袖沒有多少接觸。誠然，由於孫中山不能歸國開展活動，難以同國內知識界廣泛交往，但雙方的聯係畢竟存在，而且不斷發展，對各自的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孫中山與國內知識界的聯係集中在江浙、湖北、廣東三個重要地區。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一帶，挾近代中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地區的優勢，成為進步知識人士的薈萃之所和國內學界風潮的發源繁盛之地；湖北省垣武漢號稱“東方芝加哥”，洋務新政力開風氣之先，興學留學均躋於全國前列，進步知識界的組織與活動持續活躍；廣東則為近代維新與革命運動的發祥地，開放既久，人心思變。由於上述三地新知識界的實力較強，與之聯係，既可以反映國內知識界的基本動向，又足以影響全國局勢。
孫中山與江浙知識界的聯係發端甚早。1898年年初，赴日考察報務的汪康年等人就和他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孫中山結識了不少留學生中的英俊之士以及章炳麟等著名新學士紳，許多人歸國後就在上海開展活動，如章炳麟、張繼、馬君武等人參加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學社，為《蘇報》撰述；秦力山、戢元丞等開辦《大陸》雜誌、《少年中國報》、作新譯社；葉瀾等組織東亞談話會等，彼此聯係日見緊密。尤其是孫中山與中國教育會的關係，值得重視。《蘇報》案後，中國教育會會長黃宗仰亡走日本，孫中山特邀其同居一樓，兩人情誼甚篤。黃宗仰以“仰瞻星鬥十年久，菿漢聲聞三度雷”[1]的詩句，表達對孫的久慕之情。此後，孫中山與其保持通信往來，還通過黃與上海革命黨人聯係。鄒容的《革命軍》刊行於滬，“是時禁網方密，除鏡今書局外，無人敢為出售，乃由黃宗仰寄千冊予先生（即孫中山）。嗣先生來函，稱《革命軍》為南洋所崇拜”[2]，這對宣傳能力不敵保皇派的興中會幫助極大。孫中山複函請求繼續予以臂助，“務望在滬同誌，亦遙作聲援，如有新書新報，務要設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適從，並當竭力大擊保皇毒焰於各地也”[3]。鼓動以中國教育會為中心的國內進步知識界加入反對保皇派的鬥爭。張繼甚至稱：“《蘇報》案未決之先，餘時至巡捕房探問，太炎致書總理，稱‘總統鈞鑒’，交餘設法轉遞。”[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