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怎樣看待讀書人，是判斷他與國內知識界的關係首先應當澄清的問題。不少人根據朱和中的《歐洲同盟會紀實》，認為直到1904年年底，孫中山仍對讀書人抱著輕視的態度。朱和中的回憶說：“總理問我輩主張革命，其進行方法如何。我以更換新軍腦筋，開通士子知識為言。總理不以為然，謂秀才不能造反，軍隊不能革命。”雙方反複爭論三日夜，最後朱和中表示：“革命黨者最高之理論，會黨無知識分子，豈能作為骨幹？先生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識分子未讚成耳。”“必大多數知識分子均能讚成我輩，則事半功倍矣。”終於使孫中山改變了態度。但事隔不久，孫中山因盟書被竊，又遷怒於全體留歐學生，說：“我早知讀書人不能革命，不敵會黨。”[1]照此看來，孫中山對讀書人是疑忌重重，不予重視。事實果真如此，在此之前孫中山當然不會主動爭取知識界，也就不可能從積極意義上考慮雙方的關係了。
但是，參照其他資料，朱和中的回憶似不足以全麵反映孫中山對知識界的態度。首先，孫中山自己就是一位讀書人，在檀香山、香港等地受過係統的西式教育，又努力學習中國文史，一生酷愛書籍。在其早期的幾篇著述中，已經把教育和讀書人與國家的興衰存亡直接聯係起來考察。他認為，中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因而“雖多置鐵甲，廣購軍裝，亦莫能強也！”主張廣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他批評時人徒羨歐美諸國多善政，強調泰西國強民富的根本原因，在於“其國多士人”[2]。這種認識後來體現到興中會的組織原則中去。該會章程規定：本會幹部必須是“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3]。其領導者和骨幹主要是知識人。像楊衢雲等人的輔仁文社，本來就是一個新學人士的組織。特別是史堅如這樣出身正途的少年英俊投身革命，令日本人士群相推重，給孫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他與朱和中等人爭論時，即“列述史堅如、陸皓東諸人之學問以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