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戊戌學會及預備立憲以後的社團相比，這一時期的社團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民間性質，很少官方色彩；二是其成員以新知識界為主體，士多紳少，而且紳也主要是與文教新聞事業有關之人，商或與商、官關係密切的紳較少介入。
清代鑒於明末士林結社幹預朝政，造成政局動**，黨爭激烈，因而嚴禁集會結社。順治九年、十七年，曾兩度下令，規定：“諸生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並製定出嚴懲重罰律例，“以後再有這等的事，各該學臣即行革黜參奏。如學臣隱徇，事發一體治罪”[1]。此後士林中隻有以文會友聚合，遠離時政。戊戌維新運動中，維新派衝破禁令，在各地舉辦了幾十個學會，但他們提出興紳權以伸民權的口號，依靠官紳的政治影響，與清中葉後地方士紳勢力抬頭的趨勢相吻合。不久，政變發生，清廷再度明令嚴禁黨會，大興黨獄。庚子勤王失敗，黨獄再起。
辛醜以後，清廷雖然恢複新政，卻未開放黨禁。1904年，商會獲得合法地位。此後，紳商的立憲及地方自治團體大量組建，迫使清廷於1909年製定結社集會律，承認其合法性，但對學界結會仍予禁止。紳或紳商大量介入社團組織活動，既反映了自身實力的增長，又與當朝執政態度政策的張弛密切相關。而1901—1904年間出現的新式社團，並未得到官方許可，而是趁清政府的社會控製相對鬆動之機，頑強地自我生長，爭取生存和發展空間。
由以士為主的開明士紳和學生組成的社團，與得到官方承認或鼓勵，以紳商或紳為主體的社團在許多方麵存在差異。首先，前者側重於自由平等的理想追求，而後者側重於實際利益與權力的爭奪控製。因此前者以輸入文明、培育國民為主要目標，大都從事教育宣傳活動，很少介入權力競爭。後者則試圖通過結社達到分享權力的目的，不僅繼續保持對基層社會權力的壟斷，而且借興民權之名擴張紳權，參與地方乃至中央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