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社團促使城鄉趨新勢力結合，使基層社會的趨新勢力有了核心旗幟，打破了官紳民的恒定關係，在將近代文明氣息傳向基層社會的同時，迫使當地各界人士對新事物表明態度，從而推動社會分化組合加速進行。溫州瑞安演說會到1903年9月已開常會15次，特別會2次，議事會3次，研究會8次，“於社會頗有影響，然反對者亦頗多，約略分之，共有四派，一曰偽文明派，頗知演說會之有益，而因其非己所辦，極力□□□。二曰頑固派，詆演說會為離經叛道，八股時代無之也。三曰渾沌派，謂演說會為耶蘇教。四曰無理論派，不知事實與言論之界限，視演說會為行政廳，地方興一事件，必作揭帖嘲弄演說會”[1]。這樣，基層社會成員之間的舊界標開始動搖，依據對新社團及其所辦各種事業的不同態度和反映，重新歸類分界。
新式社團的組建及其興利除弊活動，尤其對把持地方權力的紳董的地位以及頑固勢力的既得利益構成威脅，引發了進步與保守力量在基層社會的衝突。浙江衢州江山宣講會演說時，提出“惟有廣設學堂，購閱各報”，才能自救，免遭東三省之慘禍，鼓動人們“向縣官爭回現有之學堂公款，毋任某某盤踞”[2]。黎裏鎮演說會也因指責中國學堂腐敗而觸犯原書院董事山長。[3]新舊雙方為此展開激烈較量。當時“雖變法詔下，然村學究、鄉老儒猶不知何謂時事，何謂新政，遇辦學堂開報會事，群出阻力，動多掣肘”[4]。
地方紳董控製著財政大權，“非茸闒無能為，即魚肉鄉裏肥己，懦者惜名，富者惜財，語以賽會演劇，則慨解慳囊，語以興立學校，則去之若將渙焉。”“而無知之徒，或詆笑而排擠之”[5]。他們或者倚仗權勢，或者煽動愚民，以各種手段幹擾破壞革新事業。鄞城教育會、同裏演說會、常州演說會、新會外海閱報會、常州體育會、福州海濱公會、蘇州陳墓鎮體育會、黎裏演說會等，均遭頑固勢力的反對。有的散布謠言，誣指演說會為“罵人會”[6]，“甚有謂其下藥於茶，令人食之即迷信其宗教雲”[7]。有的將“幹涉主義告知各會員父兄，使其鈐製以施其壓力”[8]。有的幹脆利用權力，強行封閉會場，禁止借書院廟宇進行演說，並揚言：“書院是我所管轄，豈容他人來演說。”[9]地方官吏一則擔心權威動搖，二則害怕聚眾滋事，也不斷施加壓力。嘉興演說會、長沙旅湘俱樂部、贛學會、荊州圖書儀器館、無錫體育會以及許多學生自治團體，均為官府以會黨謀叛、不符章程等罪名封禁破壞，不僅掠奪財物，而且名捕人員。無錫體育會成立時，當局竟指稱：“佯言衛生，實則操練兵法，以為將來革命之先聲。若不嚴行正法，恐將來為患匪淺”[10]，下令密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