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自立軍未起先敗，保皇會的兩廣謀略草草收場，勤王運動雷聲大雨點小。經此一役，康有為以黨人“株連死者無算”，“自後不敢言兵”[1]。麵對草堂弟子和海外保皇會員的一片言革之聲，他頑固地堅持保皇路線，至於如何保救光緒，則除了以“待時聽天”[2]為托詞外，唯一的實際行動就是暗殺。他致函各地保皇會員，反對分省自立和革命撲滿，認為“今日欲得民權、自由，欲保中國自立”，“全在除榮祿、李、崔三大毒，中國即可救矣。吾國人應全力注此，則於此三毒何難去之？乃同人不知辦事之法，遠言撲流\[滿\]而不合力攻榮。今望同誌之人盡力設法，去此三毒。而皇上複辟，則全中國真自立，同人有自由之樂矣。若三大毒未除，皇上複辟尤\[猶\]有待，恐為三毒暗算。我同人可不合大群，務以除之以救我皇上乎？”[3]他告誡弟子：“若皇上複辟，則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軍起，則各省各府各縣人人各起，誰肯相下。吾四萬萬人自相荼毒，外國必借名定亂而入取吾地。”“今四境無事，勤王亦不能起。若聖主猶存，天命尚在，豈可言革。但一榮祿在，除之即可複辟。與榮一人戰，抑與全國戰，孰為難易乎？不待言矣。”[4]鋒芒所向，仍在榮祿。康有為家仇國恨集於一身，聲稱：“榮祿乎，此在中國則為國賊，在我則為不共戴天之仇。每念幼博輒為心痛，自恨無才無勇不能剸刃之。如言不殺者，吾即以榮祿視之，無論何人不必言此。”[5]
為除大毒，保皇會投入大量人、財、物力。梁啟超自1901年5月回到日本，到1903年年初，年餘時間，用去萬七千餘金。其中自用不及三千，其餘均用於派人北行、援助張學璟等赴廣西運動會黨等事。[6]庚子後，邱菽園與康有為絕交，保皇會失去重要財源，加上康堅持不肯言革，謹守保皇二字，在“無一人不言革命”[7]的海外各埠難以開展活動；華僑又風傳康門師徒侵吞挪用捐款，使保皇會的募捐活動陷於停頓，財政十分拮據。梁啟超倚靠《新民叢報》進款，維持橫濱保皇會事務，彌補舊金山《文興報》和檀香山《新中國報》的虧損，供應康有為日用，“以一人之力而供一黨之用”，“為作文字，輒數夜不寢，太過勞苦”，依然入不敷出。其餘黨人如張學璟等，也因此而“家已破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