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後，保皇救上、恢複新政成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當務之急。為達此目的，他們設想的主要途徑有三：第一，援引列強；第二，興師勤王；第三，暗殺行刺。
作為積極參與政治角逐的入世者，康、梁不同於一般坐而論道的學者文人，道行清高不得不服從於權力鬥爭的勝負法則。競爭者雖有革新與守舊的背景差異，但權謀手段如出一轍。隻是處於在野地位乃至被迫流亡的康、梁缺少正統性依據，行動更為隱蔽，以後又秘而不宣，借以保持忠正形象，編織道義戰勝權奸的神話而已。亡走東瀛之初，梁啟超在與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誌賀重昂談話中說：
南部各省之誌士，鹹動義憤，將誓師清君側，仆等亦不能阻之。然義師之起，其險著居十分之九。蓋歐洲諸國，必將承其後，且各省伏莽，紛紛借機而起，**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隨之矣。故仆等之意，與其冒此險招而謀之於下，不如公借友邦之力以謀之於上也。
希望由日本出麵，聯合英、美進行幹預，促使光緒重掌大權。他還函邀容閎前往東京，與康有為同航英、美，就此事接洽磋商。[1]不過，康、梁雖然害怕草莽豪強擁兵自重，也同樣擔心東西列強仗勢欺人，趁火打劫，自己背上賣國的千古罪名。要避免起於下、迫於外的割據瓜分風險，最佳良策莫如以暗殺除去西太後和少數頑固重臣，迫退守舊黨，擁戴光緒複位，重行新政。
康有為避匿香港之際，宮崎寅藏曾坦然指陳其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徒賴君權，想以一紙上諭來完成這樣的大事”，沒有以武力作後盾的準備，鼓動其“親自下結民間誌士，起義軍於中原”。試圖促成維新、革命兩黨結合，聯絡哥老、三合會黨，掀起一番風雲。但康有為將政變歸罪於西太後，“說她是東亞的禍根，認為當前的急務在於除掉這個西太後”[2]，並提出借助日本壯士達到這一目的的想法。宮崎雖然不反對暗殺，但批評其求助於日本人是怯懦的表現，以激將法逼康從弟子門生中尋找赴義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