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培函中所謂“某君”，即康有為，唐、汪的門戶之見，與保皇會關係匪淺。
戊戌前，康、梁與汪康年原屬誌同道合，他們共同經營的《時務報》，堪稱開風氣之先。後因汪秉承張之洞旨意壓抑梁啟超言論，並對康有為有所不恭，雙方失和。百日維新期間，康門師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騰駕雲霧之勢”[1]。草堂係飛揚跋扈，不僅與日本、港澳的革命黨關係趨於緊張，也得罪了湖南、京滬等地的非草堂係維新人士，不少人鼓動汪康年出麵與康有為抗衡。[2]後來擔任正氣會幹事長、中國議會書記的江浙派另一首腦葉瀚，還準備倡興浙學，以抵製“聲氣可席卷天下”的“南海偽學”[3]。康有為借光緒龍威壓製《時務報》，排擠汪康年，激怒汪與之公開論爭，“南北諸報，紛紛評議，皆右汪而左康”[4]。當時日本人這樣評論：
日清交戰後接踵而起者，在民間有廣東的康長素派和上海的《時務報》館派等。這兩派表麵相結托，其實完全不同，如廣東人與江蘇一帶的中國人的差別。特別是康派稍帶宗教味，外麵觀之，有東林黨之嫌。[5]
政變後雙方關係有所緩和，但芥蒂甚深，積怨難消。在正氣會和中國議會中，汪康年雖與唐才常合作，卻不滿唐與康聯係過密，擔心“若其人真歸，則費事之極耳”[6]。雙方因與康有為關係的親疏而儼分兩派，互不協調。為避免辦事掣肘，唐才常隻得另起爐灶。
然而，汪、唐兩派不僅宗旨方略根本一致，對待康有為的態度也是異曲同工。唐才常服從康有為，敬服之外，的確別有隱情。據了解內幕的井上雅二稱：按照自立會的布置，因大多數人不讚同康有為的言行，“隻是要利用他的籌餉”[7]，所以不準備讓他出頭任事。這不但與梁啟超前此的主張相符，而且與汪康年等以“安插對山”為“極難對付事”[8]的看法不謀而合。事實上，戊戌政變後，中國隻有少數人真心擁護光緒繼續改革。[9]盡管廢立之爭後，保皇勤王的旗幟下從者如雲，但多屬趁時而動。而且群雄並起，各自逞強，康有為反倒成了多餘人物。如果不是在海外籌款方麵影響猶存，唐才常的政治天平如何擺動，還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