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會的勤王運動，曆時兩年，波及多省，動員大量人財物力，又趁清廷自顧不暇之機，結果卻不戰自潰，草草收兵。事後人們紛紛追查敗因咎責，保皇會內部也互相猜疑推諉，或稱告密牽累，或謂餉械失濟，或指中飽私囊。然而，檢驗保皇會的組織指揮係統及其實際運作，可見其中存在嚴重痼疾，使整個戰略準備停留於計劃的一紙空文，沒有落到實處，因而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大規模的武裝起義，貴在組織嚴密，指揮果斷，辦事有效，令行禁止。否則，計劃再周詳，也是紙上談兵。但保皇會骨幹多為士子書生，情急而言兵，從個人素養到組織功能，都與軍事行動的要求嚴重不符。正所謂秀才造反，誇誇其談，成事不足。康有為身為統帥，長時間對主攻方向舉棋不定。雖然他後來聲稱“前後俱注意於西”，但未能堅決貫徹實施。在華僑督催，屬下意見分歧，以及客觀形勢千變萬化等因素的幹擾下，一年之內，幾易方略，最終也沒有注全力於西，主攻側應流於相機速發。帥無定見，乃兵家大忌。
此外，由於澳門總局辦事不利，康有為無法切實掌握各路勤王軍情，卻堅持“大事仍由南佛主斷”[1]，所定用兵方略背離實際。如黃忠浩5月前已移防湖北，而6月他還鄭重其事地將其巡防營作為長沙內應的主力。而且康缺乏軍事常識，其決策有時令人啼笑皆非。保皇會在日本訂購舊槍，他隻圖引誘群豪，指示多購價廉質次者。甚至聽信陳翼亭別有用心的胡說，認為“不如土貨之善矣”[2]，要少購洋槍，多購土製抬槍線槍“以省費”[3]。他自詡知人善任，卻往往用人不當，信任誇誇其談的富商子弟和心懷叵測的遊勇頭目，埋下致敗禍根。更有甚者，他極力舉薦侄子康同富辦理廣東軍務，理由之一竟是後者“且能熟《三國演義》”[4]。加上康有為缺乏勇氣膽識，遠居南洋養尊處優，不敢親入內地統軍，平時還要眾多衛士洋兵保駕，很難應付瞬息萬變的局麵。難怪一位久慕其名的加拿大華僑指責其“有救世之力，而無救世之勇”，隻知“舞文弄墨，視中國瀕危於不顧”[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