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麵選題緣起的敘述中可知，本研究的展開與中國台灣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64]台灣的這一研究是在杜正勝等人倡導的“新社會史”思潮影響以及杜正勝本人的直接組織和推動下出現並日漸興起的。1992年6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幾位青年學者組成了“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定期聚會。5年後，史語所主持召開了“疾病、醫療和文化學術研討會”，並成立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65]。之後，又在國際互聯網上建立了定期研討的網頁。[66]他們學史出身的背景以及立足曆史與社會，“把醫療史當作社會史來研究以彌補以往史學的缺憾，使曆史研究能真正落實到具體的人生問題”[67]的研究旨趣，既深契吾心，又在方法和視角上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由此產生的感受，誠如陳元朋所言：
我們當然要承認這個發展的事實（指祖國大陸醫學史研究中專業的醫學訓練背景和醫學理論性質較高的論題選擇——引者），因為它對於“中國醫學史”研究深度的提升有絕對的幫助，但史學界也不必懼怕背負“越俎代庖”的譏評，而應善用自己的技藝，開創這一領域的新課題。個人認為，純粹醫學理論與治療技術的課題，誠然是缺乏中醫專業素養的一般曆史研究者較難插足的研究範疇，但將對中國醫學史的關注層麵，放到社會史研究的脈絡中，則是一條值得史家嚐試的研究取徑。[68]
當然這種借鑒不是無限度的，他們不僅研究的時間跨度甚大，而且除了梁其姿等少數人外，其對醫療社會史的關注遠遠超過疾病史，實際上，他們的研究與本書的直接相關度並不高。[69]除此之外，國內醫史學界以及戶外史學界的相關研究同樣為本研究的展開做了重要的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