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思想與發明,均不可能無端產生,必然是建立在現有一定的文明基礎之上。在以往對曆史的學習和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學術上任何點滴的進步,都與前人的積累和啟發有關。實際上,在研究過程中,全麵清晰地掌握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也是激發研究者創新靈感的有效途徑。所以,在本研究展開之前,對本書問題意識的淵源及本課題的相關研究狀況做一清晰的總結,以明確自己研究的起點和創新要求,就顯得十分必要了。應該指出,這樣做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符合既有學術規範或簡單地與國際學術接軌,更為重要的是欲借此明確自己的創新要求和思路,以及通過與前人的對話,激發自己的思維,促使自己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前進。
瘟疫研究是一個直接關乎醫學等自然科學的課題,不過,本書實際關心的,仍是清代社會。概括起來,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麵。
(一)明清社會發展問題
在從小學到大學的曆史教育中,明清社會的腐朽、停滯,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是眾多老師和曆史教科書留給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可能這也是當前社會最為普遍的認識。不過在國際中國史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認識招致了越來越多的批評。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紀80年代初發表的《在中國發現曆史》[48],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國史學界對這一認識的反動。80年代末,日本的溝口雄三出版了在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批判“衝擊—反應”模式等方麵與柯著旨趣大體一致的學術評述性著作《作為方法的中國》[49],他們的這一反動引起廣泛的響應,近二十年來,出現了一大批以此為理念探討中國近世曆史發展的論著[50],這些成果基本表明: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無論是經濟、社會、思想方麵還是文化方麵,都出現了相當深刻而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構成了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基礎與源泉。在國內,雖然“明清社會停滯”依然是史學界主流性的認識,但近年來,批判性研究也不在少數。實際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內眾多學者在資本主義萌芽理念指導下所做的大量實證性研究已經部分揭示出了明清社會經濟的發展麵相。[51]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史學研究總體上從“革命”範式向“現代化”範式的轉變[52],一些學者以新的視角對舊有研究進行了重新審視,指出了明清時期的一些現代化因素。[53]而年輕一代的學者則明確對“明清停滯論”展開了批判。比如李伯重在關於清代前中期江南農業研究的近著中,全麵地否定了“清代停滯”之說。他指出:“無論是在耕地品質、農作技術等方麵,還是在農民的經營方式、農民家庭的勞動分工等方麵,清代江南都有明顯的進步。從農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來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頗大的提高。因此說‘清代江南農業停滯’,顯然不符合事實。”[54]同時,有些從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也從傳統內在變遷的視角,通過對區域社會的實證性研究,揭示了明清社會發展軌跡,逐漸認識到,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是中國自身發展和西方影響的共同結果。[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