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前麵的探討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社會並不是停滯、沒落的社會，它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對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做出應答，而且這些應答也並非不切實際或不具成效。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時人對瘟疫的認識在清代取得了重大發展。有清一代對瘟疫的認識出現了兩次重大的變化：一是明清之際“戾氣說”的提出和發展，二是清末西方病菌學說的傳入和為人所接受。吳有性是明末清初人，反映其“戾氣”學說的《溫疫論》雖成書於1642年前後，但其影響所及，則幾乎完全是在清代。同時，清人在吳有性已有認識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們彌合了吳對時氣和戾氣的過度割裂，認為戾氣即疫氣是由暑濕燥火等四時不正之氣混入病氣、屍氣以及其他穢濁之氣而形成的，並進一步密切了疫氣與“毒”之間的關係，明確了“地氣”和“天氣”間的區別。這些對“戾氣說”的補充和完善無疑促進了傳統醫學的發展，同時也使對瘟疫病原的認識更加接近現代認識。另外，在伏氣與新感、瘟疫的相關因素以及瘟疫的傳播途徑等方麵，清人的認識也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至於後一方麵的變化，雖然病菌學說的發明和傳入與傳統醫學並無關係，但他之能被國人接受並被部分融入傳統醫學思想和治療中，則應該與傳統醫學的積累和發展有關。
第二，隨著瘟疫的增多和環境的變化，時人的預防、衛生觀念和行為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由於環境汙染問題的日趨嚴重，社會和官府合作共同保護環境的行動在江南的中心地區應運而生。嘉道以後，由於水質狀況的惡化，改善水源公共衛生的意識也隨之加強，不少原本出於別的目的的行為也逐漸加入衛生方麵的考慮。到晚清，在西方思潮和製度的影響下，時人還豐富、發展了“衛生”一詞的含義，在原有養生意義的基礎上，增加了對人們生活和勞動環境的管理和改造等現代內容。衛生行為和衛生管理製度也出現了較大的變動，這些變動除了因引進西方科學和技術成果而產生的（比如自來水、細菌學說引入對個人和公共衛生方麵某些認識的修正等）之外，更為重要的恐怕還是衛生事業逐漸由個別的、自為的、缺乏專門管理的行為轉變成係統化的、有組織的、納入官方職權範圍的工作。在人工免疫方麵，國人不僅發明並推廣了人痘施種術，而且在牛痘傳入後，促使其得到了甚至比歐洲還順利的推廣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