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避疫
範行準曾指出：“避疫確是人類最原始的趨吉避凶行動之一。人類賴此最原始而理智的行動，對生命保全上起巨大作用。當疫癘發生時，目擊同類死亡枕席，他們自然帶著原始的恐怖情緒，所以不得不把當時的實際情況，經過一番理智的分析後，隻有出於逃避這一條路了……有名的重九（重陽）登高佳節，實際是一段集體避疫的故事。”又說：“要想避免傳染病的蔓延，在預防接種未發明以前，與病人的隔離，雖然覺得有點消極，但不能不說是最徹底的預防法……在今天說來，仍屬重要。”[119]這些說法，今天看來，仍無可挑剔。不過，這種出於經驗和本能的躲避與醫理上對瘟疫傳染的闡明並沒有直接的聯係。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預防接種是非常晚近才發明的，而文明對避疫的道德批判卻較早就出現了。特別是宋代以後，這種呼聲似乎愈漸加強。比如宋代一則筆記指出：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親者皆絕跡，不敢問疾，恐相染也。藥餌食飲，無人主張，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則世無死者矣。然此事其來已久。晉《王彪之傳》雲，永和末，多疾疫。 舊製，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國家且如此，況民間乎！ 此令一下，至今成風，不仁哉！[120]
這種反對在清代也一仍其舊，梁章钜在聽說溫州有這一風氣後，便憤憤然說：“一為不慈，一為不孝，在僻陋鄉愚，無知妄作，其罪已不勝誅，乃竟有詩禮之家，亦複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極力勸諭，大聲疾呼者也。”[121]這種純粹道德上的呼籲，若不能切實地給予技術上相應的替代措施，無疑不可能有太多的實效。在清代江南的文獻中，有關不畏疫氣、堅持照看病人的例子是不時能夠看到的，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