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預防
不少醫學或醫史論著談到疾病的預防時，一般都認為遠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就已有了明確的“預防為主”的思想。[31]其根據主要是《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中的一段話：
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兵，不亦晚乎？[32]
不過範行準認為：“中國最古方書治未病的伎倆，實際是不符合預防醫學的原則的，因為病已上身，不能說它是能預防病毒之不侵入（原文如此，似多一‘不’字——引者），所以它們所說的上工治未病，僅能說它是提倡早期治療而已。”[33]範氏的這一評論僅僅就上古方書而言，無疑是十分中肯的，不過他可能太過受“人民群眾才是曆史的真正創造者”這一思想的影響之故，對以後的發展完全沒有顧及就開始討論起“為什麽不能在封建時代建立預防醫學”了。[34]其實，雖然“上工治未病”的說法一直經常被後來的醫家和文人引用，但從這些論述中，實在不能說他們沒有真正的預防思想。比如柴紹炳說：“卻疾莫如預防，預防之道要在節勞寡欲，識禁忌也。”[35]而張景燾則表述得更為明確：
古人雲：服藥當在未病之先，宜於夏至前後，每日服生脈散，人參、麥冬、五味各等分；冬至前後，每日服玉屏風散，炙黃耆、防風、白術各等分。此二方藥隻三味，而扶正氣以固表，不使感受外邪，最為得力。然尤需恪遵月令，禁嗜欲，薄滋味，以培其元，則邪自無從而入，不可徒恃藥力也。若自覺已受微邪，則此二方亦不可服，以五味收斂，白術壅滿，非所宜也。[36]
這一點，其實從範氏自己在別處所引的尤乘的《壽世青編》卷上中的一段話中也不難得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