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對這一課題的最初興趣是在資料的閱讀中產生的。近些年來，我一直從事明清江南區域社會史、特別是清代江南社會救濟史的學習和研究。在此過程中，我翻閱了不少有關清代江南的方誌、文集和筆記，資料中不時出現的有關瘟疫的記載逐漸引起了我朦朧的關注，並讓我感到疑問，在當時的史誌中，瘟疫均和水旱等災害一起歸在“災異”或“祥異”這樣的條目下，既然同屬災異，為什麽在災荒史和社會救濟史的研究中，人們總是較多地關注水、旱、蟲等天災，而很少注意到疫災？稍做探索便發現，問題可能並不複雜：首先，史料相對不足而且零散，搜集較為困難；其次，由於資料較少，人們可能也就自然地認為在眾多的災荒中，疫災並不重要；最後，當時的政府，也未能像對待水、旱等其他自然災害那樣，建立一套完整的救濟製度，使得社會救濟史學者對瘟疫的忽視變得理所應當。
答案雖是很快找到了，但這樣的答案並沒能消弭我對瘟疫的牽念，相反卻使我產生了更大的困惑。因為在隨後的文獻閱讀中，我發現，不僅是現在史學研究中，就是在當時的文獻資料中——包括官書（如《清實錄》、《清史稿》）、地方文獻（如方誌）和個人文獻（如文集、筆記）等，直接關於瘟疫的記載亦屬少見。這似乎表明，無論是在今人還是在時人的觀念中，瘟疫仿佛都是無關宏旨而不值得大書特書的細事。情況果真如此嗎？結合對現實和曆史的觀察與思考，我甚感懷疑。似乎隱約感覺到，在曆史上，很多事情的缺乏記載，可能是因為人們習以為常，而並不一定說明它重要與否。正當此時，我讀到了業師馮爾康教授剛剛寫完的長文《拓寬·深化·綜合·探索——淺論當前的社會史研究》，他在對近年來社會史研究所做的高屋建瓴式的總結中，以相當讚賞的筆觸介紹了我國台灣地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我眼前不禁為之一亮，頗有種豁然開朗之感。台灣學者剛剛開始的從社會史的角度對曆史上直接關乎人類生命的疾病、醫療狀況的開掘和重新闡釋，不僅讓我看到了這一研究領域的廣闊前景，也徹底打消了我因缺乏專業醫學知識而產生的畏難情緒，極大地激發了我的探索欲望和研究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