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指出時人對瘟疫傳播的認識以空氣傳播為主，並不是說其對其他播方式毫不知覺，實際上，時人對經水傳播、食物傳播、接觸傳播和蟲媒傳播等傳播途徑均不無個別的直觀或隱約的感知。清代的江南瘟疫頻仍，同時又有較高的文化和醫學發展水平，因此瘟疫所表現出來的一些傳染方式也不可能完全被忽略，隻不過在以氣感染這一觀念的籠罩下，這些直觀感性的認知不易引起注意並獲得發展罷了。現代一些醫史論著，在論及中國古代的傳染病預防時，一般都會引用清代熊立品的一段話：
當合境延門，時氣大發，瘟疫盛行，遞相傳染之際……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穢汙；毋憑死者屍棺，觸其臭惡；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物……[9]
據此他們認為古人對瘟疫的傳染和預防的認識已取得較高的成就。[10]熊在這一立足現實觀察得出的認識中，已指出了空氣傳播、接觸傳播和食物傳播三種傳播方式，就今天的認識來看，自然是非常值得稱頌的。不過我們並不能就此認為清人在傳播方式的認識上已取得實質性的突破，應當看到，像熊立品這樣的論述，在當時的醫學界實屬個別，其後也未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而且熊本人也未對“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物”做任何理論上的闡發。他與同時代其他醫家一樣，認為時疫完全是氣造成的。[11]因此，他對後兩種傳播方式的認識其實隻不過是一種直觀的感知。實際上，在此之前人們對此就已有隱約認識，比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雲：“天行溫疫，取初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12]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指出：“人有因吉凶坐席飲啖，而有外邪惡毒之氣，隨食飲入五髒，沉滯在內，流注於外，使人肢體沉重，心腹絞痛，乍瘥乍發。以其因食得之，故謂之食注。”[13]雖然李的本意並非是要與病人衣物隔離，巢的論述中隨食飲而入的是氣，但他們都已將這兩者與疾疫聯係到了一起。其實就是在清代江南的民間，人們對食物與瘟疫的關係也有模糊的認識，比如，雍正十年（1732年）潮災之後，太倉州鎮洋縣等地之河水變成黑色，惡臭不堪，“魚不能安，隨流而下，七浦魚人曾收網取之，莫可勝算。魚價頓賤，人始而食，繼則相戒，恐染疫疾也”[14]。隻不過，他們不是從傳染的角度來加以認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