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在所有江南地區的地方誌中，都有“吳俗尚鬼信巫”；“越人好鬼”，“吾俗尚鬼神，好**祀”等之類的記載，充分表明江南地區民眾好鬼尚巫的風尚。鄉民一旦遇到疾病或其他災患，大多會前往廟寺祈求神靈的助佑，或延請巫覡作法驅邪，往往糜費甚巨。比如嘉道時期，著名的溫病學家王士雄曾指出：
吳俗好鬼，自吾鄉以及嘉、湖、蘇、鬆、常、鎮等處，凡家有病人，必先卜而後醫……蔓延不已，習俗相沿。[38]
盡管這些活動每每被眾多的方誌修纂者目為“一愚至此”，並且也屢屢遭官府的禁止，但卻總是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對這些現象，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迷信、愚昧概括了之，它之所以能長盛不衰，必然有著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原因，這將在後文再予詳細討論。這裏我想指出，雖然這些行為背後可能存在著利益驅動、豐富生活等方麵的因素，但至少信仰的因素是不容忽視的。
[1] 見洪煥春、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該書所謂的長江三角洲與本書所謂的江南相較，多南通、少寧鎮，大致相當。
[2] 參見洪煥春、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357～358頁。
[3] 參見李伯重的一係列論文：《明清時期江南農民水稻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載《中國農史》，1984（1）；《“桑爭稻田”和明清時期江南農業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載《中國農史》，1985（1）；《明清江南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載《農業考古》，1985（2）；《明清種稻農戶生產能力初探》，載《中國農史》，1986（2）；《“人耕十畝”與明清江南農民的經營規模》，載《中國農史》，1996（1）。可能正是因此，黃宗智提出了著名的“過密化”理論（參見［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和鄉村發展：1350—1988》，北京，中華書局，1992），不過，根據李伯重的研究，從宋元至明清，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參見《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民經營方式的變化》、《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變化的特點和曆史地位》，載《中國農史》，1998（3）。就此的評論參見［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曆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18～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