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又去了一次常去的那家甜品店，點了咖啡，還吃了一個酥皮餡兒餅。然後去了玩具博物館。我預訂的照片沒有全部弄好。對此，我並不介意，因為這麽一來，我就能得到一百盧布的退款（我預付了照片的錢），而此刻我正急需用錢。我沒有在玩具博物館待很久，而是急忙坐車去了卡梅涅娃學院，去和尼曼博士告別，又從那裏坐雪橇去巴塞基家，再和他的仆從一起去了售票處，接著坐出租汽車去海關。在那裏又得重新辦理各種手續，難以描述。在一個收費窗口前，我等了二十分鍾。裏麵正在數著千元的鈔票。整幢房子裏沒人願意換五盧布的鈔票。我的箱子裏不僅裝著漂亮的玩具，而且還有我的全部手稿，因此，我務必得讓箱子也能上得了那趟我已買了車票的火車。由於到了邊境處就得把箱子交出去，我就必須要在箱子到達邊境的時候在場。終於辦成了。不過，我又一次有了這樣的體會：人們的骨子裏還是奴性十足。麵對海關官員的種種刁難與冷淡，那位仆從簡直束手無策。當我給了他一張十盧布的鈔票把他打發了之後，我鬆了一口氣。緊張的情緒甚至又喚醒了我的背疼。我很高興能有幾個小時的清淨。我慢慢地沿著廣場上成排的售貨亭溜達著，又買了一包克裏米亞香煙，袋子是紅色的。然後，在亞洛斯拉夫斯基火車站的餐廳裏點了一份午餐。我還剩下足夠的錢，能給朵拉發一封電報，再給阿絲雅買一副多米諾骨牌。我全神貫注地走著在這座城市的最後的這些路程，它們令我感到愉悅。因為此刻，比起我在此地逗留的大多數時間，我能讓自己走更多的路。將近三點，我又回到了旅館。那個“瑞士人”告訴我，有位女士來過，她留下話說還會再來。我走進房間，又馬上去樓上的賬房結賬。我下樓時才發現寫字台上有一張阿絲雅留下的條子。她在上麵寫道：她等了我很久，還沒吃過東西，現在隔壁的餐館。她要我去找她。我急忙來到大街上，看見她正朝我迎麵走來。她隻吃了一塊肉，還餓著。把她帶到我房裏去之前，我又跑到廣場上去給她買了橙子和甜點。匆忙中我把房門鑰匙帶走了，阿絲雅就坐在前廳裏。我問道：“你為什麽不進去？鑰匙插在門上呢！”她回答說：“沒有啊。”我發現，她的微笑中流露出了難得的友善。這一次，達佳的情況不錯。阿絲雅同那位女醫生進行了一次嚴肅且富於成效的談話。此刻，她躺在我房裏的**，雖然疲倦，感覺卻很好。我一會兒坐到她身邊；一會兒又坐到桌旁，給她在一個個信封上寫上我的地址；一會兒又走到箱子跟前，把我在前一天買的東西和玩具拿出來給她看。她很感興趣。然而，在此期間——並非無緣無故，興許也是因為我太累了——我感到眼淚快要奪眶而出了。我們還商量了一些事情：我能否給她寫信之類。我請她給我做一個放煙草的荷包，請她給我寫信。最後，還隻剩下幾分鍾的時間了，我的聲音開始顫抖，阿絲雅發覺我在哭。最後，她說：“別哭，否則我最後肯定也會哭，而我要是哭起來，就不會像你那麽快地停下來。”我們緊緊相擁。接著去樓上的櫃台，沒什麽事要辦（我不想等那位戴毛帽的蘇聯大兵）。打掃房間的女服務員來了，我沒給小費就溜走了，提著箱子走出了旅館大門，阿絲雅跟在我身後，胳膊底下夾著賴希的大衣。我馬上讓她叫了一架雪橇。我正打算坐上去並且再次與她道過別時，我又讓她和我一起坐一程，直到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拐角。她在那裏下去了，雪橇已徐徐啟動，我再次當街拉過她的手貼在我的唇邊。她久久地站著，揮著手。我也從雪橇上向她揮著手。她似乎轉身走了，我再也看不到她。我懷抱著大箱子，流著淚，穿過暮色中的街道向火車站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