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補記一些關於莫斯科的情況，這是我回到柏林後才領悟到的（我在柏林自2月5日起陸續把這些日記寫完，從1月29日記起）。對來自莫斯科的人來說，柏林是座死城。街上的行人個個形單影隻，人人都與他人保持著極遠的距離，孤零零地置身於寬闊的大街上。此外：當我從動物園火車站乘車去格魯納瓦爾特區時，我發現那個我所必經的地區像是被擦過、被刷過了似的，顯得過於幹淨、過於舒適。城市及其居民的形象也是人們精神狀況的寫照：我看待這一切時所獲得的新眼光，是俄國之行的最不容置疑的成果。盡管我對俄國的了解還是少之又少，但我所學到的是，憑著對俄國情況的有意識的了解來觀察和評價歐洲。這是一個明智的歐洲人在俄國的首要任務。因此，從另一方麵來看，對外國來訪者而言，在俄國的逗留就是一塊精確的試金石。每個人都被迫選擇並準確表明他的立場。總的來說，在俄羅斯的經曆越偏狹、越私人化且與俄國的社會生活越不合拍的話，就越容易產生各種草率的理論。誰若是深入地去了解俄國的情況，就不會立刻感到觸及了抽象的概念，相反，抽象的概念卻很容易進入歐洲人的腦海。——在我於莫斯科逗留的最後幾天，我覺得街上似乎又多了些出售彩紙工藝品的蒙古商販。我看到一名男子——不是蒙古人，是個俄國人——除了賣籃子還賣蠟光紙做的小籠子，籠子裏關著紙做的小鳥。不過，我也看到了一隻真正的白色鸚鵡：在米亞斯尼茨卡婭大街，它蹲在一隻籃子上，一個女人在籃子裏放了白色的棉麻織物，正在向路人兜售。——我還在別處的街頭看到過賣兒童秋千的。那種常在大城市裏傳播令人難以抗拒之憂傷的鍾聲，在莫斯科幾乎聽不見。這一點也是我回來後才意識到並學著去愛那鍾聲的。——我到達亞洛斯拉夫斯基火車站時，阿絲雅已經在那裏了。我遲到了，因為周日早上沒有巴士，我隻得等了一刻鍾的有軌電車。已經沒有時間吃早飯了。白天，至少上午，是在心情抑鬱中度過的。直到從療養院回來的路上我才好好享受了一番乘坐雪橇的快樂。天氣很暖和，太陽在我們背後。當我把手放在阿絲雅的背上時，甚至能感覺到陽光的溫暖。給我們駕雪橇的車夫是常給賴希駕雪橇的那人的兒子。這一次我得知，沿途經過的那些迷人的小房子並非別墅，而是富裕的農家。一路上阿絲雅非常開心，正因此，到達目的地後，她很是依依不舍。溫暖的陽光下，孩子們在屋外融化的雪地裏玩耍，達佳不在他們中間。他們去屋裏喊她。達佳的臉上淚痕未幹，她穿著破舊的鞋襪，幾乎光著腳走下石階來到大廳。原來，她沒有收到寄給她的一包襪子，而且，在過去的十四天裏，根本沒有人照料過她。阿絲雅情緒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也沒法去和醫生交涉，盡管她有此打算。她幾乎由始至終都挨著達佳坐在大廳裏的一張木椅子上，絕望地為她縫補著鞋襪。不過，她後來又責怪自己去補那鞋子。那雙便鞋已破舊不堪，無法為孩子保暖。她擔心，他們還會讓達佳穿上這雙破鞋子，而不讓她穿像樣的鞋子或氈靴走路。我們原本打算和達佳一起坐雪橇去轉悠五分鍾，卻沒能去成。其他來探望的人都已走了很久，我們是最後的兩個。阿絲雅還坐在那裏縫著，有人來喊達佳去吃飯。我們離開了；阿絲雅絕望至極。我們到達火車站時，一列火車剛開走沒幾分鍾，我們不得不等了幾乎整整一個小時。我們就玩了好久“坐哪裏”的遊戲。阿絲雅堅持要坐在一個我根本無法落座的地方。待到她最後讓步時，我卻又固執起來，堅持待在選定的位置不動。我們點了雞蛋、火腿，還要了茶。返回途中，我談起了伊列什的劇作讓我想到的一個戲劇素材：將革命時期運送物資的故事（比如說給囚犯的給養）搬上舞台。下了火車，我們坐雪橇去賴希那裏。他已搬入新的住所。阿絲雅也於次日搬了進去。我們在樓上待了很久，等著吃飯。賴希又向我問起了那篇關於人文主義的文章，我對他解釋說，在我看來，人們應該特別注意一點，即文人與學者這兩個原先統一的類型——至少被統一為學者這一身份——的分道揚鑣恰與資產階級獲得真正的勝利而文人的地位日益下降的事實同時發生。可以確定的是：在革命的準備時期，在那些最有影響力的文人身上，學者與詩人的身份至少是各占一半。的確，學者的身份甚至有可能占得比重更大。我開始覺得背疼了起來。我在莫斯科的最後幾天，不斷地受到背疼的侵擾。終於等來了飯菜，是女鄰居送來的。非常可口。飯後，我和阿絲雅離開了，我們先各自回去，約好晚上看芭蕾時碰頭。從一個醉鬼身邊走過，他倒在大街上，抽著煙。我把阿絲雅送上電車，然後自己坐車回旅館。在旅館房裏，我看到了戲票。晚上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木偶的命運》和《精靈》——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作曲家的芭蕾舞劇，還有裏姆斯基-柯薩科夫的《西班牙隨想曲》。我很早就到了，在大廳裏等著阿絲雅，想到這是我在莫斯科能與她單獨說說話的最後一晚，我隻希望能與她早早地坐進劇場，長久地等待幕布的開啟。阿絲雅來晚了，不過我們尚能及時找到位子落座。我倆身後坐著幾個德國人。在我們一排有一對日本夫婦帶著兩個女兒，小姑娘們的頭發黑得發亮，梳著日本式的發辮。我們坐在距離舞台的第七排。在第二部芭蕾舞劇中，著名的、現已上了年紀的芭蕾舞女演員蓋爾澤登上了舞台，阿絲雅在奧廖爾時就認識她。《精靈》是一部相當可笑的芭蕾舞劇，卻很能體現這家劇院慣有的風格。這也許是尼古拉一世時期的作品。觀看時所獲得的娛樂像極了遊行隊伍給人帶來的消遣。最後是裏姆斯基-柯薩科夫的芭蕾舞劇，造作至極，一陣風似的就演完了。有兩次休息的時間。第一次休息時我和阿絲雅分開了，想去劇院門口拿一張節目單。返回時我看到她正和一個男人站在牆邊說話。當我後來聽阿絲雅說那人就是克諾林時，我惶恐地對自己說，我那麽盯著他看真是太不要臉了。他總是執意稱阿絲雅為“你”，弄得阿絲雅沒辦法，隻得也以“你”相稱。他問阿絲雅是不是一個人來的劇院，阿絲雅告訴他不是，她是和柏林的一位記者一起來的。她曾經向他提起過我。這晚，阿絲雅穿著新裙子，是用我送她的布料做的。她肩上圍著黃色的披肩，是我從羅馬帶到裏加去送給她的那條。她的臉上部分由於天生部分由於生病以及這天所受的刺激而呈現出一種黃色，沒有一點兒血色。所以，她的整個外表是由三種十分接近的色調構成的。看完演出後，我隻剩下與她商量第二天晚上該如何安排的時間了。假如我真的要去特洛伊察郊遊的話，我肯定一整天都不在，因此，就隻剩下晚上的時間。而她不想出門，因為她打算第三天一早再坐車去看達佳。於是，我們說定，晚上我一定去找她。就連這也是在匆忙中商定的。還在說話的時候，阿絲雅就想跳上一輛電車，不過又放棄了。我們站在劇院廣場上的人潮裏。對她的不滿與對她的愛意在我的內心如疾風般劇烈地翻騰。最後，我倆互道再見，她已站上了電車的平台，我則留在原地，猶豫著是否該隨她跳上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