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幾乎事事都不順利。上午十一點左右我到了巴塞基那裏，沒料到他居然已經醒了，正在工作。不過，我照樣還是免不了要等。這回是因為他的郵件不知道放哪兒了，等到找到時已經耽誤了至少半個小時。接著還要等他打完字，期間他像平常一樣給我看了一些最新的社論的手稿。總而言之，離境手續原本就很麻煩，再加上這樣的辦理方式就更費事了。這幾天來我得出了結論，格內丁讓我在莫斯科將行李報關簡直是個餿主意。他的建議使我深陷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與刁難之中，想到他時，那條往日出行的座右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令我深有感觸：決不要把不請自說的人的建議當回事。當然還要補充說明一個實際經驗，即你既然已經（和我一樣）把自己的事情托付於人，你就得嚴格按照人家的建議辦事。可是，就在我離境前的最後那個關鍵的日子，巴塞基卻把我撂下不管了，致使我費了好一番周折才於2月1日，就在我離境的幾個小時前，和他給我安排的仆從一起辦妥了行李的托運。這天上午幾乎一事無成。我們去民警機關取了我的護照和出境簽證。我直到後來才想起這天是周六，海關不可能在一點以後還辦公，但為時已晚。當我們最終到達“人民外交委員會”時，時間已過兩點。因為我們沿著彼得羅夫卡大街一路悠然地走著，接著還去了波修瓦大劇院的行政大樓，通過巴塞基的介紹他們答應給我周日的芭蕾舞票，最後還去了趟國家銀行。當我們兩點半左右終於到達卡蘭切夫斯卡婭廣場時，被告知海關官員們剛剛離開。我和巴塞基一起坐上了一輛小汽車，讓司機在一個公交車站把我放下，我要坐車去拉赫林家。我們約好了兩點半由我去接她，和她一起去列寧山。她和阿絲雅在家。我弄到了芭蕾舞票的消息並沒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樣令阿絲雅感到開心。她說，要能弄到周一的票才好。周一大劇院將上演《欽差大臣》。上午辦事不順利使我既疲憊又惱火，我懶得理睬她。這期間，拉赫林邀請我散步回來後在她家吃飯。我答應了，並確認了阿絲雅到時候也還在。可是，這次散步的情況是這樣的：在住所附近，我們眼看著一輛電車從眼皮子底下經過。我們便朝著革命廣場的方向走去——也許拉赫林是想去那裏等車，因為那裏的線路要多一些。可我不知道。走幾步路我倒不覺得累，隻是與她交談起來很費勁，稀裏糊塗，似懂非懂，充滿了誤解。當她問我是否敢跳上一輛正從我們身邊經過的有軌電車時，我疲憊無力地回答說“好吧”。這其實是我的錯，是我讓她注意那輛車的，否則，她肯定沒看到。她踏上了車廂的平台，車子隨即就加快了速度，我就在她旁邊追著車子跑了幾步，卻沒有跳上去。她衝著我喊道：“我在那裏等您！”我於是慢慢地穿過紅場，朝著廣場中央的有軌電車站走去。她肯定隻在那裏等了我一會兒工夫，因為等我到那裏時她已不在了。事後才知道，她其實就在附近四下裏找我。當時，我就站在那裏，搞不明白她可能會在什麽地方。最後，我把她衝著我喊的話理解成她會在有軌電車的終點站等我，於是，我登上了那條線路的下一班車，坐了大概半個小時，線路相當直，穿過位於莫斯科河對岸的城區，直到終點站。也許，我在內心深處是有意要獨自出行的。事實情況是：與拉赫林一起出行，不管她要帶我去什麽地方，我都可能會覺得沒那麽愜意，會很累。而此刻，我迫不得已且幾乎漫無目的地穿行於這座城市的一個全然陌生的區域，倒感到十分愉快。直到現在我才發現莫斯科的一些郊區與那不勒斯的港口街巷是多麽相似。我還看到了龐大的莫斯科無線電發射塔，其形狀與我在別處見過的都不同。在有軌電車途經的公路右側不時出現幾座莊園，左側則是些堆棧和小屋，其餘大都是空闊的田野。莫斯科所具有的鄉村氣息在這些郊外的馬路上突然毫無掩飾地、清楚而絕對地湧現出來。或許也沒有哪個城市會像莫斯科這樣有著如村野般沒有定形的，仿佛始終被消解在惡劣的天氣、融化的冰雪或雨水裏的開闊的場地了。就在這麽一片不屬於城區卻也算不上鄉村的曠野，道路止於一家小客棧門前。拉赫林當然不在那裏。我即刻坐車返回，隻剩下回家的力氣了，就沒有應邀去她那裏吃飯。我沒吃午飯，隻吃了幾塊華夫餅。我剛到家，拉赫林就打來電話。我毫無理由地對她惡聲惡氣，采取著守勢，因此，當聽到她言語友善、忍讓時，我倍感驚喜、舒坦。從她的話裏我首先明白了她不想在阿絲雅麵前讓這件事顯得過於可笑。不過，我還是拒絕了立刻去她那裏吃飯的請求。我太累了。我們約定，我七點再去。最令我感到驚喜的是那裏隻有我、阿絲雅和她三個人。我已記不清我們談了些什麽，隻能回想起我離開時——拉赫林先走出了房門——，阿絲雅給了我一個飛吻。接著，我想在阿爾巴特廣場找家飯店吃點熱的東西，卻是白費勁。我要的是湯，人家卻給我上了兩小片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