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去了一趟玩具博物館。博物館關著門，盡管導遊手冊上說周六是開放的。早晨，《文學世界》——經黑塞爾之手——終於到了，我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恨不得每天都要給柏林發電報讓他們給我寄來。阿絲雅不理解我的《掛曆》一作，賴希看來也不是特別喜歡它。上午我又到處亂逛，又一次徒勞地試圖去看版畫展，凍得半死，最後好不容易才進了史楚金畫廊。畫廊的創辦人和他兄弟都是紡織業大亨、千萬富翁。兩人都是藝術讚助商。一個創建了曆史博物館，並捐贈了部分館藏；另一個則創辦了這座傑出的法國新藝術美術館。我渾身冰冷地爬著樓梯，看到上麵樓梯間裏有著名的馬蒂斯壁畫，**的人物和諧地分布於飽滿的紅色背景之上，那麽溫暖，閃耀著光芒，就像俄羅斯聖像給人的感覺一樣。馬蒂斯、高更和畢加索是這位收藏家的摯愛。一個展廳的牆上擠滿了二十九幅高更的油畫。（我再一次獲得了這樣的體驗——倘若在這龐大的收藏中的走馬觀花能允許我這麽說的話——高更的畫作令我感到充滿了敵意，其中的所有仇恨都衝著我而來，這是非猶太人對猶太人所懷有的那種感覺。）——估計除了這裏以外就沒有別的地方能讓人這麽時間跨度很大地——從其二十來歲的早期作品到1914年的創作——追尋畢加索的創作曆程了。他肯定常常數月之久——比如在其“黃色時期”——隻為史楚金作畫。畢加索的畫掛滿了三間相連的小陳列室。第一間裏是他的早期作品，在這些早期的畫作中有兩幅特別引人注目：一個裝扮得像小醜似的男子右手握著一個酒杯狀的東西；另一幅畫名為“喝苦艾酒的女人”。然後是1911年前後的“立體主義時期”，正是蒙巴納斯日漸興盛的時期。最後是“黃色時期”，其中有《友誼》一作及相關研究資料。不遠處，德蘭的作品占據了一個房間。除了其一貫風格的、非常精美的畫作外，我還看到了一幅令人尤為詫異的作品《星期六》。這一色調陰沉的大幅畫作描繪了一群穿著佛蘭德服裝的婦女，她們圍聚桌旁，忙於家務。人物形象及表現手法強烈地令人聯想到梅姆林。除了展示盧梭畫作的小室外，其他展廳裏的光線都很明亮。窗戶都是一整塊大玻璃，朝著街道或屋外的庭院。在這裏，我第一次對凡·東根或勒·富科尼埃這樣的畫家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瑪麗·羅蘭珊的一件小幅畫作上畫著一位女子的頭像和她的一隻伸入畫麵的手，手中綻放著一朵鮮花。這一作品的生理學結構令我想起了閔希豪森（唐克馬爾·馮·閔希豪森），使我清楚地意識到他當年對羅蘭珊的喜愛。中午從尼曼那裏獲悉我的訪談已發表。於是，我帶上《莫斯科晚報》和《文學世界》去見阿絲雅。可是，下午的情況卻不好。賴希很晚才到。阿絲雅為我翻譯了那篇訪談。在此期間，我認識到——不是說這篇訪談的發表會像賴希所估計的那樣“有危險”，而是——這篇訪談的結尾太弱，倒不是因為其中提到了謝爾巴爾特，而是因為提得不夠明確、不夠精準。可惜這個弱點顯現了出來，而訪談開頭論及意大利藝術的部分還不錯。我認為，總體而言，訪談的發表還是有價值的。阿絲雅起初還讀得津津有味，可是對結尾部分卻非常生氣，這是無可厚非的。訪談被放在了醒目的位置，這是最好的。因為前一天吵架的緣故，我在路上給阿絲雅買了蛋糕。她收下了。後來，她說道，昨天，在我倆分手之後，她再也不想知道我的任何事情了，認為我倆將永遠（或很長時間）不再見麵。可是，到了晚上，她的心情變了，她自己也感到奇怪，她發現無論如何也沒法再生我的氣了。她繼續說道，要是發生了什麽事，她最後從來都不問自己，是否是她傷害了我。可惜，盡管說了這些話，我們後來還是吵了起來，究竟為了什麽，我已不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