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以及隨後一天都叫人不痛快。時鍾已指向“離別”。天越來越冷（最低溫度持續在零下二十多度[1]），剩下的任務越來越難完成。此外，賴希近來病情發作，症狀越來越明顯（我還不清楚他得了什麽病），能為我辦的事也就越來越少了。這天，他裹得嚴嚴實實的，坐車去看望達佳。我利用上午的時間參觀了位於卡蘭切夫斯卡婭廣場的三座火車站：庫爾斯克火車站、十月火車站（開往列寧格勒的火車由這兒始發）及雅羅斯拉夫斯基火車站（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由這兒始發）。火車站的餐廳裏擺滿了棕櫚樹，走出餐廳能看到一個粉刷成藍色的候車室，感覺像在動物園的羚羊屋裏。我在那裏邊喝茶邊考慮離開的事。我的眼前有一個漂亮的紅袋子，裏麵裝著極好的克裏米亞香煙，是我在火車站前的一個售貨亭買的。後來，我又搞到了一些新玩具。奧霍特尼街上站著個賣木頭玩具的商販。我注意到，在此地的街頭交易中有些商品是成批成批出現的。比如說，我在這裏第一次看到孩子玩的烙著圖案的木頭斧子，同樣的東西我在隨後的某一天又在其他地方看到了滿滿的一籃筐。我買了一個很好玩的木頭縫紉機模型，上麵的“針”隻要轉一轉手柄就會動起來。我還買了一個站在八音盒上的不倒翁紙偶，是一個我在博物館所看到過的某種玩具的簡易樣本。之後，我冷得受不了了，就踉踉蹌蹌地進了一家咖啡館。這地方看起來很有特色：小小的室內有幾件竹製家具；飯菜通過牆上的一個可關閉的小孔由廚房推進餐廳；一張大大的櫃台上擺放著光澤鮮亮的開胃小菜：肉片、黃瓜、魚。還有一個陳列櫃，就像在法國和意大利餐館一樣。那些令我垂涎欲滴的菜肴我一道也叫不上名字，隻喝了一杯咖啡暖暖身子。然後，我走出咖啡館，到“上貿易行”去找那家我到莫斯科的頭幾天發現的、櫥窗裏擺著泥人的商店。泥人還在櫥窗裏。走過連接革命廣場和紅場的通道時，我更加仔細地搜尋著小販的身影，想發現一些此前未曾留意的東西：有賣女人內衣的、賣領帶和圍巾的、賣衣架的。——最後，將近兩點，渾身疲憊的我終於到了“赫爾岑之家”，可那兒要到兩點半左右才有飯吃。飯後，我坐車回去，把一包玩具放下。大約四點半我到了療養院。我正沿著室內樓梯往上走時，遇見了阿絲雅，她正要出門去裁縫那裏。路上，我告訴她剛從賴希那兒——我剛回到旅館房間他就來了——聽說的關於達佳的情況。聽起來不錯。我們就這麽並肩走著，阿絲雅突然問我是否可以給她些錢。可是，就在前一天我還和賴希商量向他借一百五十馬克的盤纏。於是，我就對阿絲雅說我沒錢，我不知道她要錢派什麽用。她回答說，問我要錢是永遠要不到的，然後就責備起我來，說什麽在裏加原本應該由我為她租房子的等等。那天，我非常疲倦，而這番由她極不講技巧地發起的談話更令我極為惱火。原來，她需要錢租一套房子，她已打聽好有套房子現正待租。我想換個話題，可她卻拉住我，緊緊抓著我，以前從未這樣。她還在不停地說著同樣的話。最後，我火冒三丈地說道，她欺騙了我，因為她在信裏答應馬上把我在柏林墊付的錢還給我，而迄今為止她和賴希對此隻字不提。我的話令她非常震驚。我越說越激烈，繼續發起進攻，最後，我的話還沒說完，她就離開了，沿著馬路疾走而去。我沒有跟著她，而是轉了個彎回去了。——晚上，我和格內丁約好了見麵。他會來接我去他家。他雖然來了，但我們待在了我的房裏。他請我原諒沒有把我帶到家裏去，因為他的妻子要參加考試，她沒有時間。我們的談話持續到將近十一點，大約三個小時。我先說自己很沮喪，很生氣，對俄國的了解比預期的要少。隨後，我們一致認為，隻有和許多的人交談才能了解情況。在我走之前，他還費心為我牽線搭橋。比如，他和我約好第三天的中午——那是個星期天——去無產階級文化劇院。不過，我到那裏時，沒找到他，隻好又回來了。他還答應邀請我去看一場俱樂部演出，而演出日期卻還沒有定。計劃中的節目單還包括一些可以說是實驗性的新儀式表演，如命名儀式、結婚儀式等。在此，我要補充一下，我之前曾聽賴希說過共產主義等級社會裏為孩子取名的事。從孩子會指列寧畫像開始，他們的名字就叫“十月”。那天晚上，我還知道了一個奇特的單詞，叫“曾經的人們”，指的是那些被革命罷免了的、不能適應新形勢的市民階層。格內丁還提到了持續不斷的組織變化，認為這還將延續數年。每個星期都會產生組織上的變動，人們在努力尋找最佳方法。我們還談論了私人生活被縮減這一話題。根本就沒有時間過私人生活。格內丁講，他一個星期裏除了見那些和他有工作往來的人以及妻兒外，就再也見不到別的人。至於留給星期天的交往，也是不穩定的，因為，即便你隻是三個星期沒有和熟人聯係，你也完全可以確信將會長期得不到他們的任何消息，原因是在此期間他們早已叫新朋替代了舊友。後來，我陪格內丁去車站，路上我們還談了出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