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除了晚上都荒廢了。另外，天氣開始變得非常寒冷：平均氣溫約（零下）二十六度（列氏溫標）。我快凍得不行了。連手套也幫不上忙，上麵有窟窿。上午起初還挺順利：就在我快要放棄希望的時候，我找到了彼得羅夫卡大街的那家旅行社，打聽到了火車票價。然後，我想坐9路公交車去玩具博物館。可是，車子在阿爾巴特廣場附近出了故障，我（錯誤地）以為車子會在那裏停很久，就下了車。之前坐車經過時我滿懷渴望地觀望著阿爾巴茨卡婭集市，我最初是在那裏見識了莫斯科美麗的聖誕市場售貨亭。這一次，好運以另一種方式眷顧了我。前一天晚上，我疲憊不堪、精疲力竭，希望能在賴希之前趕回住所，誰知他已經到了。到這個時候還不能獨自待著，這讓我很不開心。（自從那次因那篇關於邁耶霍爾德的文章而引發的爭吵以來，我常常見到賴希就生氣。）我立刻去拿台燈，想把它放到床邊的一張椅子上去。我曾這麽做過多次。那個臨時的電線插頭的接觸又不靈了，我於是不耐煩地趴在桌上，試圖修複電路，姿勢非常別扭。我搗鼓了很久，結果短路了。——在這家旅館甭想叫人來修理什麽東西。靠天花板上射下來的燈光工作是不可能的，於是，頭幾天遇到的問題再一次很現實地擺在了麵前。我躺在**時，想起了“蠟燭”一詞。不過，這也很難辦到。請賴希幫忙去買點東西是越來越辦不到了，他自己就有許多事情要做，況且心情很糟糕。剩下的唯一可能是自己動身去買，盡管隻掌握一個俄文單詞。可是，就連這一個單詞我也得先聽阿絲雅說才記得起來。正因如此，當我在這裏意外地發現一個售貨亭的貨攤上有蠟燭並能簡單地用手一指了之時，這真是一樁幸運的事。不過，這一天的好運也就到此為止了。我冷得要命。想去“新聞之家”看版畫展：關門。聖像博物館也關著門。這下我明白了：這天是舊曆的除夕。由於聖像博物館較遠，在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而且我也冷得走不動了，就坐上了一架雪橇。我都已經走下雪橇了，才發現博物館的門是關著的。在這種僅僅因為語言上的無能而不得不做些傻事的情況下，越發能體會到由此所造成的精力與時間的巨大的損失。我發現反方向有電車可坐，沒有我以為的那麽遠，就坐車回去了。——我比賴希先到“赫爾岑之家”。他來時，對我說了這麽一句問候的話：“您不走運。”原來，他去了《百科全書》編輯部，把我撰寫的“歌德”詞條交了過去。正巧，拉德克來了，看到了桌上的書稿就把它拿了起來。他一臉懷疑地問這是誰寫的。“每一頁上，‘階級鬥爭’這個詞都出現了十次之多。”賴希向他指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並且表示不用這一詞匯就無法闡明歌德的影響，因為歌德所處的年代正是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拉德克說：“問題在於這個詞應該出現在準確的地方。”由此看來，這一詞條被采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在於，這家出版公司的可憐的領導們太沒主見，隻要哪個權威說了句哪怕是非常蹩腳的玩笑話，他們就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了。對這件事賴希比我還不痛快。我直到下午和阿絲雅談起此事時才感到不開心。因為，她一上來就說，拉德克的話肯定有對的地方，我肯定有什麽地方不對頭，不知道這裏的人會怎樣進行抨擊等等諸如此類的話。我當即直截了當地對她說，她的話隻說明了她的膽小，說明她會不惜一切代價見風使舵。賴希到後不久，我就離開了房間。因為我知道，他會講這樁事的，我不想讓他當著我的麵講。這天晚上，我希望阿絲雅能來看我。因為我離開時在門口這麽說過一句，盡管賴希在場。我去買了東西，應有盡有：魚子醬、蛋糕、糖果，也給達佳買了些，賴希次日要去看她。然後，我就坐在房裏，吃晚飯，寫作。八點過後不久，我已不再指望阿絲雅會來。許久以來，我都沒有如此這般地期待她的到來。（當然，就具體情況而言，也根本不可能盼望她來。）正當我開始為她把這份期待畫成一幅畫時，有人來敲門。是阿絲雅，她第一句話就說有人不讓她到這裏來。起初我以為是我住的這家旅館的人不讓她來。因為這兒新來了一個戴毛帽的蘇聯大兵，此人也許會管得很嚴。不過，阿絲雅指的是伊萬·彼得洛維奇。這一晚，或者說這一短暫的時刻，已被全方位地縮減得所剩無多了，我得與時間作戰。無論如何，第一回合我獲勝了。我飛快地把腦袋裏的那幅畫畫了出來。我把畫解釋給阿絲雅聽時，她把額頭緊緊地貼在我的額頭上。然後，我朗讀了“歌德”詞條。這也很順利，她喜歡這篇文章，甚至覺得我寫得格外清楚、客觀。我和她談起“歌德”這一話題真正令我感興趣的地方：像歌德這麽一個完全在妥協中生存的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如此傑出的成就的？對此，我的回答是，類似的情形在一個無產階級作家的身上是完全無法想象的。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本質區別。人們不能刻板地將這兩場運動中的“不忠”或“妥協”的觀念等同起來。我也提到了盧卡奇的觀點，即認為曆史唯物主義歸根結底隻適用於工人運動史本身。可是，阿絲雅很快就累了。於是，為了碰碰運氣，我不得已拿出了《莫斯科日記》，目光落到哪裏就給她讀哪裏的文字。可是，這麽做的效果並不好。我正好遇到了分析共產主義教育的那一段。“簡直是一派胡言”，阿絲雅說。她很不滿意地說我根本不了解俄國。我當然沒有反駁。這時，她自己說了起來。她說的話很重要，但說話令她情緒激動。她說起自己一開始也是一點兒都不懂得俄國，剛到俄國的最初幾個星期就想重返歐洲，並認為在俄國一切都結束了，反對派絕對有理。漸漸地她才看明白這裏的情形：革命工作向技術工作的轉化。如今，已使每位共產黨員都明白了這一點：此刻的革命工作不是鬥爭，不是內戰，而是電氣化、運河開鑿、工廠建設。這回，我倒是自己也提到了謝爾巴爾特，因為他，我在這裏可沒少受阿絲雅和賴希的氣。沒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樣強調技術工作的革命特征。（我為沒有在那次訪談中說出這麽精辟的話而感到遺憾。）我使出渾身解數使阿絲雅在我這裏多待了幾分鍾。隨後她走了，沒讓我送她。有時，她要是覺得和我很親近，也不讓我送。我留在房裏。自始至終，那兩支蠟燭就立在桌上。自從那次短路以來，它們每晚都在我房裏亮著。後來，當賴希來時，我已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