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換了錢，之後口授、打字。一篇關於邁耶霍爾德劇院的那場爭論的報告也許寫得還不錯，而要為《日記》所寫的記述莫斯科的文章就寫不下去了。早晨和賴希起了爭執，原因是我（有點兒欠考慮）帶著巴塞基去了“赫爾岑之家”。一次新的教訓：在此地務必謹慎，這很重要。謹慎是政治滲入生活的顯而易見的表征之一。在公使館口授打字時沒有看到巴塞基，我很高興，他還沒起床。為了不必去“赫爾岑之家”，我買了魚子醬和火腿在家吃。大約下午四點半我到阿絲雅那裏時，賴希還沒去。又過了一個多小時他才來。後來他告訴我，他在去阿絲雅那裏的路上心髒病又犯了。阿絲雅身體不佳，無暇他顧，對賴希的遲到並不十分在意。她又發燒了。那位叫人簡直無法忍受的同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房裏，後來她自己還有客來訪。不過，她始終表現得很友好——要是她不總在阿絲雅身邊出沒就好了。我給阿絲雅讀了為《日記》而寫的提綱，她做了些很中肯的評論。交談的最後甚至還流露出了些許親切之感。然後，我們就在房間裏玩起了多米諾骨牌。賴希來了，就四個人玩。晚上賴希有個會。將近七點，我和他一起在我們常去的那家甜品店喝咖啡，然後我回了住所。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我需要為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規劃一個穩固的工作框架。翻譯顯然是不可能作為這樣的框架的。我的立場再度成了構建這一框架的先決條件。阻撓我加入德國共產黨的，純粹是外在的顧慮。現在也許正是入黨的良機，一旦錯過可能就有危險。正因為入黨對我而言或許隻是一個插曲，一再推延並不妥當。那些依然存在的外在的顧慮迫使我自問，是否可以通過努力工作實用而經濟地做一個左翼局外人，以確保我有可能繼續在迄今為止的工作領域內進行廣泛的創作。隻是，這一創作是否能夠毫無裂痕地過渡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恰是問題所在。就算是那樣的話，這一“框架”還必須由外部條件，比如說一個編輯的職位，加以支撐。無論如何，在我看來，即將來臨的時期與以往時期的區別在於，情愛之事對我的影響將越來越小。我對賴希和阿絲雅之間關係的觀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對此有了清楚的認識。我注意到，麵對阿絲雅反複無常的情緒和她的那些叫我心煩意亂的行為方式，賴希總是，或裝得很堅定，很少受其影響的樣子。而他裝得也夠多的了。這都是因為他在此地為其工作所找到的“框架”的緣故。工作為他開創了各種現實的人際關係，除此之外，他還是這裏的統治階級的一員。整個統治權力的這一新結構著實令此地的生活變得異常豐富。這裏的生活自我封閉卻充滿事件，貧窮卻同時充滿了如克朗代克淘金生活般的前景。從早到晚都在挖掘權勢。與此地個人在一個月內所要麵對的無數情況相比，一個知識界的西歐式存在的整個組合推理顯得絕對貧乏。當然，可能的後果是某種程度的迷醉狀態，以至於根本無法想象沒有會議、委員會、辯論、決議和表決（所有這一切都是戰爭或至少是權力意誌的伎倆）的生活。然而，（……）文獻[1]，完全無條件地迫使人表明立場並向人提出問題，究竟是想要在充滿敵意且暴露無遺的、不舒適且透風漏雨的觀眾席上忍耐著，還是無論如何都要在鬧哄哄的舞台上把他的角色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