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餐很豐盛。因為午餐沒指望，賴希就買了些東西。下午一點，革命劇院為新聞界上演伊列什的劇作《暗殺》。由於錯誤地估計了觀眾渴望刺激的心理，該劇被安了個副標題，叫《買支手槍吧》。如此一來，該劇本該富於懸念的結局——即一名白衛軍刺客在其暗殺行動被共產黨人發覺之時正企圖舉槍瞄準他們——從一開始就白費了。這出戲裏有一幕具有恐怖劇的效果。此外，該劇有巨大的政治理論雄心，因為它要刻畫小資產階級走投無路的困境。然而，該劇缺乏原則、沒有把握且無數次向觀眾拋媚眼的表演卻並未體現出這一點。演出甚至令該劇的巨大優勢——即由出現在1919年的沒落、肮髒、荒蕪的奧地利的集中營、咖啡館和兵營所營造的吸引人的氛圍——喪失殆盡。我從未見過如此經不起推敲的舞台空間布置：上台處和下台處一直完全不起作用。倘若一個不懂行的導演試圖接手舞台的話，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邁耶霍爾德的舞台會是什麽樣子的了。劇場滿座。甚至還能看到有人盛裝出席這一場合。觀眾呼喊伊列什，他出來謝了幕。天氣很冷。我穿著賴希的大衣，因為他考慮到麵子想在劇院裏顯得體麵一些。幕間休息時，我們結識了戈羅德茨基及其女兒。下午，在阿絲雅那裏，我陷入了一場無休止的政治討論，賴希也加入了其中。那個烏克蘭人和阿絲雅的同屋是一方，阿絲雅和賴希則是另一方。話題還是關於黨內的反對派。不過，這場爭論沒有取得任何諒解，更別說取得一致意見了。根據阿絲雅和賴希的觀點，反對派若從黨內退出則必然意味著意識形態威望將蒙受損失，而其他人卻並不明白這一點。我直到下樓同賴希一起抽煙時才知道他們爭論的是什麽。這場在五個人（阿絲雅同屋的一個女友也在場）中間用俄語進行的談話把我晾在了一邊，再次使我既沮喪又疲憊。要是他們繼續談下去的話，我決定離開。不過，我們回到樓上後，大家決定去玩多米諾骨牌。我和賴希搭檔，對手是阿絲雅和烏克蘭人。這是新年過後的星期天，由那位“好”護士負責監管，因此我們在那兒一直待到晚飯後，激烈地玩了好幾局。那時，我感覺好極了，那個烏克蘭人說他很喜歡我。最終離開後，我們還在一家甜品店喝了些熱飲。在住所就我作為自由作家所處的位置問題——在黨與職業之外——展開了長談。賴希對我說的話是對的：我對任何當著我的麵說出我所說過的話的人，都以這同樣的話來回應。我也坦率地向他解釋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