療養院裏阿絲雅的房間。我們幾乎每天下午從四點到七點都在那裏。通常在五點左右，隔壁一間房裏的一位女病人就會開始彈奏一個或半個小時的齊特琴。她彈的永遠都是悲傷的和弦。音樂與這些光禿禿的牆壁格格不入。不過，阿絲雅似乎並不討厭這單調的彈撥聲。我們去的時候，她往往躺在**。她對麵的一張小桌上放著牛奶、麵包，還有一個裝著糖和雞蛋的盤子，賴希常常會帶些雞蛋走。這一天，她讓賴希也給我帶個雞蛋，還在上麵寫了“本雅明”。阿絲雅在裙子外麵罩了一件灰色羊毛的療養院病號服。在房裏屬於她的那個舒適的角落裏有三把不同的椅子，我常坐在其中那把深深的靠背椅上。此外，還有一張床頭櫃，上麵放著雜誌、書籍、藥品、一個也許屬於她的彩色小碗、我從柏林帶給她的冷霜、一麵我以前送給她的小鏡子，還有斯通為我設計的《單行道》的護封也長時間地擺在那兒。阿絲雅常常忙於做一件給自己的襯衣，在一塊布料上縫來縫去。——來自莫斯科大街的光源：雪強烈地反射著燈光，幾乎所有的街道都是那麽明亮；小店鋪裏亮著明晃晃的電石燈；還有那汽車的車燈，在街上能照到幾百米以外。在其他大城市，這樣的車燈是禁止的。在此地，無法想象還有什麽比這麽放肆地招搖為數不多的汽車更令人惱火的事了。這些汽車服務於少數獲利於新經濟政策的新貴（當然還有當權者），它們超越了普遍的行走困難。——這一天沒什麽重要的事情可記。上午在家工作。午飯後和賴希下國際象棋，我輸了兩局。這一天，阿絲雅的心情糟糕透頂，我從來沒有見識過她這般的惡毒與刻薄，不得不說由她扮演赫達·蓋布娜會十分令人信服。她甚至不能忍受關於其身體狀況的最基本的詢問。最後，實在沒法，隻能讓她一個人待著。我們，我和賴希，希望她能跟著去玩多米諾骨牌，但希望落空了。每一次有人走進遊戲室，我們都白白地轉過身去張望。玩過一局後，我們又去了她的房間，不過，我很快就拿了一本書又回到了遊戲室，直到快七點了才再次露麵。阿絲雅非常不友好地把我打發走了，不過，後來她讓賴希捎給我一枚雞蛋，她在上麵寫了“本雅明”。我們回到旅館房間不久，她就走進來了。她的心情轉變了，她看一切又順眼了，下午的行為肯定令她感到抱歉。然而，回顧最近一段時間的總體情況後，我發現，自從我來以後，阿絲雅的康複情況，至少是其緊張狀態的康複，幾乎沒有進展。——晚上，賴希和我就我的寫作及今後的創作道路進行了一次長談。他認為我寫東西不夠直截了當。同時，他的另一相關說法也很確切：在偉大的作品中，那些令人信服的、凝練精辟的句子與所有句子的總數之間的比例為一比三十，在我的作品中則為一比二。他講的這些都對。（後麵一點甚至可能體現了早年菲利普·凱勒爾對我的深刻影響的殘餘。）然而，我卻不得不持有與他相反的觀點，這些觀點在我很久之前寫了《語言本論以及人類的語言》一文之後從未令我生疑。我提請他注意所有語言實體的極性：同時既是表達又是告知。這聽起來無疑使人聯想到我們經常談及的話題，即當代俄羅斯文學中的“語言的破壞”的傾向。因為，告知者在語言中的毫無顧忌的發展，勢必導致語言的破壞。而另一條將語言的表達特征上升至絕對的道路，將會在神秘的沉默中到達終點。眼下，在我看來，在表達與告知這兩者中，似乎更傾向於後者。然而，妥協，無論什麽形式，總是必要的。不過，我承認，我自身的創作正處於關鍵狀態。我對他說，我看不到眼前的出路，因為，隻有具體的任務和困難才能真正使我前進，而不是純粹的信念和抽象的決心。這時，他卻提醒我注意我寫的關於城市的文章。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開始更有信心地考慮如何描寫莫斯科。談話結束前，我給他讀了我對卡爾·克勞斯的描寫，我們在談話中也提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