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賴希的談論中，我碰到一些重要的問題。我們經常在晚上長談，談俄國、戲劇和唯物主義。賴希對普列漢諾夫倍感失望。我試圖向他闡明唯物主義和普遍主義的表現方式之間的對立。普遍主義的表現方式因為是非辯證的，所以總是唯心的。而辯證法則必然地朝著那個方向前進：它將其所遇到的每個命題或反命題重又作為三位一體結構的綜合加以表現，它在這條路上不斷地深入客體的內在並隻在客體自身內表現一個宇宙。任何其他的宇宙觀念都是沒有客體的，是唯心的。此外，我還試圖通過揭示理論在普列漢諾夫那兒的地位來證明他的非唯物主義的思想，並且以理論與方法的對立為依據。在其努力表現普遍的事物時，理論飄浮於科學之上；而方法的特征則是，每一個原則性的、普遍性的研究都能立刻發現一個其特有的客體。（比如，在相對論中研究時間和空間觀念的關係。）還有一次，我們談到成功被作為“中等”作家的決定性標準，談到那些偉大作家之“偉大”的獨特結構——他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的影響是曆史性的，而不是反過來他們通過其作家的力量而擁有曆史性的影響。人們隻有通過一個又一個世紀的透鏡才能看見那些“偉大”的作家，他們被這一麵麵透鏡放大、著色。此外，這將導致麵對權威的一種絕對保守的態度，而這一保守的態度恰恰隻能由唯物主義的視角進行解釋。另有一次，我們聊普魯斯特（我給他讀了一些我翻譯的東西），然後談到了俄羅斯的文化政策：旨在使工人了解全部世界文學的“教育綱領”；在英勇的共產主義時代領航掌舵的左翼作家遭到背棄；支持反動的農民藝術（藝術家協會的展覽）。這天上午，我和賴希去《百科全書》編輯部辦公室時，又一次覺得這一切都很現實。《百科全書》計劃編三十到四十卷，其中單獨給列寧預留了一卷。我們第二次去的時候（第一次白去了一趟），一個非常友善的年輕人坐在桌旁，賴希向他介紹了我，還舉薦了我的學識。隨後，我給他講解我的“歌德”詞條的提綱，這時，他立刻顯得學力不逮，沒有把握起來。這份提綱中的一些內容嚇著他了，他最後要我在社會學的背景上刻畫歌德的生平形象。然而，根本就無法唯物主義地描述一位作家的生平，而隻能描述其曆史影響。因為，倘若不考慮一位藝術家的身後影響，那麽，他的存在及其純粹按照時間順序的整體創作是根本無法為唯物主義的分析提供對象的。布哈林的《曆史唯物主義引論》中的完全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提問很可能正是以這同樣的非方法論的普遍性和直接性為特征的。下午在阿絲雅那裏。最近，她房裏躺著個猶太女共產黨員。阿絲雅很喜歡她，和她有很多話說，而我卻不怎麽喜歡她在跟前，因為現在，就算賴希不在，我也幾乎無法單獨和阿絲雅說話。晚上在家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