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23日寫此日記，已記不清當天上午的事了，就不做記錄了，取而代之，寫一些關於阿絲雅以及我倆關係的話，盡管賴希就坐在我旁邊。我麵對著一座幾乎無法攻占的堡壘。然而，我對自己說，我在這座堡壘前——莫斯科——出現，就已經意味著初戰告捷。隻是，若要取得進一步的、決定性的勝利似乎有無法克服的困難。賴希的地位強而有力，他的成功顯而易見，這是他在此地異常艱苦的半年裏——語言不通，受了凍，也許還挨了餓——逐一獲得的。今天早上他告訴我，經過這半年，他希望在這裏擁有一席之地。他比阿絲雅少了些**，但比她容易融入莫斯科的工作環境。當初，阿絲雅剛從裏加到莫斯科的時候，她恨不得立刻返回歐洲，因為，要在這裏找份工作、實現自我，希望渺茫。而當她後來找到了工作，在兒童院幹了幾個星期之後，又因為生病被打發走了。要不是她之前一兩天登記成為了某一工會的成員，她現在也許就躺在那裏，沒人照料，也許已經死了也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就是現在她還向往西歐。這不僅僅是對旅行、對外國城市、對花花世界**不羈的舒適生活的向往，而且還歸因於其自身的思想在西歐，主要通過與賴希和我的交往，受到來自自由觀念的深刻影響。至於阿絲雅究竟怎麽可能在俄國形成了尖銳的觀點，她又如何在前往西歐時就已帶上了這些觀點的問題，事實上，正如賴希最近說過的那樣，是一個謎。對我而言，莫斯科現在是座堡壘。惡劣的氣候使我大吃苦頭，盡管這於我是健康的。語言不通、賴希的在場、阿絲雅的備受製約的生活方式，這一切形成了一座又一座堡壘。挺進徹底無望。阿絲雅的病，至少是她的虛弱，令一切與其有關的私人話題退居次要位置，也使得我沒有被這一切完全打倒。至於能否達到此行的另一個目的，即避開聖誕節要命的憂鬱氣氛，還不得而知。我之所以仍充滿了力量，還因為，盡管有重重阻撓，我依然能感到阿絲雅對我的親近。看起來，我倆已習慣於稱呼彼此為“你”。她那久久凝視我的目光——我想不起來，還曾有哪一個女人給過我如此長久的凝視和親吻——對我產生的力量分毫未減。今天我告訴她，現在我想跟她生個孩子。聽聞此言，阿絲雅有一些不同尋常，但卻是自發的動作。鑒於眼下她對男女之事的克製，這些動作並非毫無意義，而是說明她喜歡我。比如說昨天，我為了避免和她爭執而打算離開她的房間時，她使勁把我攔住了，並撫摸了我的頭發。她還經常叫我的名字。就在這幾天，她有一次對我說，我們現在沒有生活在一座“荒島”上，也沒有生下兩個孩子，這全是我一人的過錯。她的話是有點兒道理的。曾有過三四次，我或直接或間接地避免與她共度未來：在卡普裏時我沒有同她“逃跑”——可又怎麽逃呢？我拒絕陪她從羅馬出發，前往阿西西和奧爾維耶托；1925年夏天我沒跟她去拉脫維亞；同年冬天我又不願允諾在柏林等她。這一切並非僅僅出於經濟方麵的考慮，更不是全然因為我有狂熱的旅行嗜好——況且，近兩年來我的旅行興致已減——，而是因為我害怕她身上的敵意，而對此，我直到今天才感到有能力應對。這幾天我也對她說過，要是當初我們結合了，我不知道我倆現在是否早已一刀兩斷。現在，在我身外和內心所發生的一切使我覺得和阿絲雅分開生活的這個想法不再像以前那樣難以忍受了。當然，在這件事上，最主要的還是我擔心，當阿絲雅日後恢複了健康並和賴希關係固定地在這裏生活時，我隻能承受巨大的痛苦而無法逾越我倆關係的界限。而至於將來我是否能擺脫這一關係，我還不知道。因為，我現在沒有明確的理由能使自己完完全全地與她分開，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要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我最希望有個孩子能成為我和她之間的紐帶。然而，即便在今天，我仍不知道是否能夠與她共同麵對生活中的千辛萬苦，在她甜蜜可愛時，在她冷淡無情時。這裏，冬天的生活多了一個維度：空間因其冷熱不同而千差萬別。人們生活在馬路上就像置身於冷冰冰的玻璃大廳，每做一次停留和考慮都困難得令人難以置信：為了寄一封信就得花半天的時間做決定；冒著嚴寒走進商店買東西也需要強大的意誌力。除了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上的一家大型食品商店外（那裏擺放著色澤鮮亮的成品菜肴，我隻在我母親的烹飪書上見識過如此的美味，在沙皇時代不可能有比這更豐盛的菜肴了），其他商店都不適合駐足停留。再者，它們都很土氣。很少看見像在西方城市的主街上常見的、大老遠就能看清上麵的公司名字的招牌；這裏的招牌上往往隻是寫著商品種類，有時則畫著鍾表、箱子、靴子、毛皮等。在這裏，皮革店的鐵皮招牌上也畫著那麽一張傳統的、攤開的毛皮。襯衫常常畫在一塊黑板上，黑板上方寫著俄文“中國洗衣坊”。能看見許多乞丐。他們喋喋不休地懇求著過往的行人。其中一個乞丐，每當他覺得能從某個經過他跟前的行人身上有所收獲的時候，他都會發出一聲低吼。我還看見一個乞丐，其姿勢與聖馬丁為之拔劍割袍的不幸者一模一樣，雙膝跪地，伸出一條胳膊。臨近聖誕節，在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上有兩個孩子總是坐在革命博物館牆邊同一個地方的雪地裏，破衣爛衫，呻吟哭泣。在所有莫斯科的機製中，唯獨這些乞丐是可靠的，他們不做改變，堅守其位，這似乎成了他們亙古不變的悲慘命運的寫照，或者也可能是某種高明組織的結果。因為，這裏的其他所有東西都處於“維修”之中。在那些光禿禿的房間裏，每個星期都要把家具重新擺放一遍——這是人們由這些家具獲得的唯一的奢侈，然而，這同時也是一種極端的方式，它把“舒適”和作為其代價的“憂鬱”一起逐出了屋門。各種政府部門、博物館和機構不斷地變換地點，街頭小販們也是天天出現在不同的地方，哪兒都有他們的地盤。所有的東西：鞋油、連環畫、文具、蛋糕和麵包，甚至毛巾等等都在露天的街頭售賣，好像此時不是莫斯科零下二十五度[1]的冬天，而是那不勒斯的夏天似的。——下午，在阿絲雅那裏我說過，我打算在《文學世界》上寫論戲劇的文章。我們發生了短暫的爭執。不過，我隨後請求她和我一起玩多米諾骨牌。她最終同意了：“如果你請求的話。我很軟弱。我無法拒絕他人的請求。”可是，後來賴希來了，阿絲雅又說到了那個話題，導致了異常激烈的爭吵。隻是，當我從窗邊起身離開，要去街上追賴希的時候，阿絲雅卻抓住了我的手說：“沒那麽糟。”晚上又在我房裏繼續爭論了一會兒。他後來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