頗為吊詭的是，抗戰爆發實則暗中緩和了遺民傳統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甚至加速了遺民意識與國族意識的互滲。譬如，山西太原一位以遺民自居的前清舉人劉大鵬，在東三省失陷後，逐漸放棄“清代”與“民國”的區分，而基本以“中國人”為其身份認同。[64]滿洲“建國”反而打破了一部分清遺民的迷夢，造成清遺民內部的分化。劉大鵬初聞日本人將迎宣統帝複辟，還以為是“上天所命”，略有欣喜之情；到確知宣統僅以“執政”身份登位，已不認同“非驢非馬”之偽滿洲國，此後即再也未見其以清遺民的口氣記事。外敵入侵淡化了劉大鵬對前朝舊主的眷念之情，使其轉而關注當下中國的存亡。
其實當劉大鵬指責“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時，已默認“國民政府”為中國之“合法政府”；到1938年聽聞偽“華中維新政府”成立，劉氏終於自認為“亡國奴”，實已將中國等同於他此前遺棄——或遺棄他的“民國”。日益迫近的外患，加強了民族國家的內部凝聚力，無意間抹平了朝代更迭殘留的痕跡。同樣，“寧做民國遺老”的章太炎[65]，雖不認同以青天白日旗為標誌的“國民政府”，作為中國人，他卻不能忽視國家這一實體正在遭受侵略的事實。在國難深重之際，章太炎終於走出遺民心態，放棄對以五色旗為象征的“民國”的追思，回複到其慣有的“國士”立場上來，打破沉默對時局發言。[66]
以君臣為首的倫理秩序解體後，衍生出一種特殊的“遺民”形態，姑且稱為“民國遺民”。一般而言，亡國而後有遺民，抗戰時期民國未亡，何來“民國遺民”？滯留在淪陷區的“民國遺民”，類似於靖康南渡後入金的宋遺民。就與具體政權的關係而言，“民國遺民”中又有南北之別，要看是北洋“餘孽”，還是國民政府的追隨者。更特殊的一類“民國遺民”，與政府毫無瓜葛，僅為“中華民國”所象征的義理而“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