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活“遺民”這一固有概念，是為了鋪設一個思想史的內在視野，在近代民族國家的框架內重新引入士大夫傳統。借用趙園對“士”與“遺民”的關係辯證，“遺民”以易代之際的特殊境遇凸顯出“士”作為道德團體的麵向。甚至可以說，“遺民”未必是“士”的特殊形態，“士”本身就是某種意義、某種程度上的“遺民”。[42]
當然在複活固有概念的同時，必須時時警惕它的闡釋限度，即遺民傳統與現代中國的不兼容性。辛亥革命以後，隨著君臣秩序的解體，遺民傳統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危了。“遺民”這個概念亦隨之被汙名化，從新文化人口中“遺老”“遺少”之蔑稱，不難感受到遺民傳統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43]在新文化人看來，“夫遺老者前清之遺老，而非民國之人民也，雖寄居中國，當然無國民之權利與義務，中國當以亡國民或‘無領事管束西人’之禮待之，除以中國現行法律管理外，並沒有別的關係”[44]。換言之，清遺民非但沒有國民的資格，而且是民國潛在的威脅。[45]
“遺民”概念的汙名化，至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達到頂點。新文化陣營中的激進派錢玄同在“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廢除帝號，晉升為一品大百姓——的同時[46]，指出“遺老”可走的幾條路：要麽由效忠於一家一姓的奴才，轉變為民國國民；要麽開倒車，明目張膽地從事複辟運動；要麽繼續其捧戲子、逛窯子、上館子、做詩鍾、打燈謎的生活。清遺民遵奉的三綱五倫、忠孝節義，在他看來“都是二千年以前宗法社會之舊道德，與民國國體絕對抵觸”。即就遺老自身而論，錢玄同質問：“公等立身行己，果與此等灰堆之舊道德底教條符合否耶？！”[47]在新文化人眼裏，“遺老”皆“道德卑汙”“腦筋朽腐”之徒，與共和體製絕不相容。流寓民國的清遺民，也自比為贅餘物，其與民國的關係，“譬如骨附疽，頗類頸生癭。屈伸乃隨人，那許共馳騁”[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