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間的類比，永遠是把雙刃劍，既提供了抵抗的榜樣，同時也提供妥協的先例，問題是你預備在已有的劇情中扮演何種角色。南明史研究者司徒琳以遺民文集為材料，從“被征服的一代”（conquered generation）的自我表述中發現或隱或顯的“角色困擾”[21]。明清之際的社會變動加劇了士階層的升降轉移，使其不得不在短時間內選擇、調整自己扮演的角色，而可供選擇的“臉譜”（mask）十分有限，不外乎忠臣、貳臣還是遺民。
淪陷初期滯留在北平的文人學者，也試圖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摸索個人在“道德團體”中的位置。“七七事變”後不久，任教於清華大學外文係的吳宓，從報上得知戰局危追，預測“今後或則（一）華北淪亡，身為奴辱。或則（二）戰爭破壞，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樂靜適豐舒高貴之生活，必不可得”，斷言其“一生之盛時佳期，今已全畢”[22]。既然清華園之安樂生活已不可得，吳宓不得不考慮出處去就的問題：“今後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無論若何結果，終留無窮之悔恨。”[23]他列出的這幾個選項，幾乎囊括了易代之際士人可能采取的行為模式。
“國亡則吾輩將何作？”吳宓為自己設想的結局，實則脫胎於民初其與湯用彤的對談：“上則殺身成仁，轟轟烈烈為節義死，下則削發空門遁跡山林，以詩味禪理了此餘生。”[24]或死節，或逃禪，這兩種選擇固然有上下之別，但都是以亡國為前提。距“七七事變”才一周，是戰是和尚不明朗，吳宓就開始考慮亡國後當如何的問題，可見他對抗戰的前景甚為悲觀。[25]
在亡國這一情境預設下，富於詩人氣質且不乏小說家的想象力的吳宓，進而將出處進退的不同選擇——“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分配到具體的曆史人物身上，挑選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吳宓聲稱習慣於把自己放進曆史或小說的人物、事實、環境中，對當下現實生活中之人事反而不太注意[26]。由事變後的經驗，他愈發肯定“古來書史小說中所記敘之人物，其情與事，極真而非假。但必我有類似之境遇及經驗，然後方能感覺到，而信其真”[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