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用“遺民”這一“背時”的概念，背後的問題意識是在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勢力範圍以外，中國自身的曆史經驗，特別是易代之際的思想資源與話語模式，以及業已喪失政治合法性的倫理架構，對淪陷時期知識人的政治選擇、道義堅持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首先需要對“遺民”的概念作一個基本的分疏。傳統意義上與“貳臣”相對的“遺民”，作為一種政治身份，是改朝換代的產物。遺民的譜係，從被奉為鼻祖的伯夷、叔齊算起，最出彩的時段無疑是宋元之際、明清之際。而本文所涉及的清遺民與所謂“民國遺民”，可以說是遺民史的一個尾聲，一個不那麽光彩的尾聲。
遺民不僅是一種狹義的政治身份，它還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傳統，為易代之際——或自以為身處易代之際——的士人提供了一整套話語資源及可效法的行為模式。[10]易代之際士人的出處進退，往往關係著道德標準及社會風氣之變遷。當新舊嬗蛻時，常呈現出紛紜錯綜的情態，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氣與舊社會風氣並存雜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士林內部善於利用兩種甚至兩種以上標準的人，雖一生經二世，照樣身泰名遂；而僅持一杆秤，不懂得在新舊度量衡之間自由切換、買進賣出者，隻能隨他所屬的時代一起湮滅[11]。
借用梁啟超的說法，士的使命，不外乎“導民以知識”“誨民以道德”[12]。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引入，使得士階層的道義使命被知識人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從屬關係所掩蓋。然而正是晚清以降道德革命的未完成性——新道德未能完全取代舊道德——及三四十年代士大夫傳統的回光返照，造成了淪陷時期知識人的倫理處境，既不同於近代民族主義，亦不同於“蠻夷猾夏”或易代之際的曖昧性。借用陳寅恪的話說，“吾徒今日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托命於非馬非牛之國”[13]。作為道德團體的知識階層在淪陷下麵對的，不是單一價值體係內部的抉擇，而是多重道德標準、新舊社會風氣之間的縫隙與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