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淪陷時期知識人的倫理境遇（1937—1945）[1]
袁一丹
引言 遺民之今昔
1938年10月31日，《申報·自由談》上刊發了一篇雜感，題為《遺民之今昔》，作者周黎庵從伯夷、叔齊說起，一直講到遺民史上最輝煌的明清之際，忽然筆鋒一轉，指向“今日的學者之流”：“當舉國尚在一致抗爭中，勝負之數未可預卜，他們早已準備亡國後的事業，先把‘遺民’的招牌掛出了。不信，有‘七七事變’後六十有二天胡適博士致平友書為證。”[2]所謂“胡適博士致平友書”，即1937年9月9日胡適受命赴美從事對外宣傳工作，臨行前在長江舟中寫與北大留平教授的一封信。[3]
“七七事變”發生次日，北大中文係主任羅常培到米糧庫四號拜訪文學院院長胡適，詢問其對時局的意見。胡適當時以為盧溝橋隻是局部事件，或許不至於擴大，所以按原定計劃離平南下。[4]待8月初，北平淪陷已成定局，胡適從台靜農處得知周作人、羅常培、魏建功等北大教授“決心居留”，以為“此是最可佩服之事”，赴美前去信鼓勵北大留平同人“忍痛維持鬆公府內的故紙堆”，充分利用這一難得的“閑暇”埋頭著述，並斷言“將來居者之成績必遠過於行者”[5]。胡適信中提倡的閉門著述，卻被周黎庵視為今之“遺民”的生存策略。
“不負博士所勸”，1937年8月至10月間，“北平城外是炮火喧天、屍橫遍野的恐怖世界，城內的教授們卻加倍的埋頭著述”。淪陷初期“居者之成績”，據周黎庵從《宇宙風》雜誌上摘錄的一篇賬單：孟森有《香妃考實》及《記海寧陳家》兩篇，羅常培整理《臨川音係》，鄭天挺作《十六國春秋箋注》，周作人翻譯希臘文學，魏建功校錄《十韻匯編》，毛子水重譯《幾何原本》。北大之外的學術成果，如輔仁大學，還有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及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子史兩部。[6]麵對留平學者短短兩月內取得的不菲成績，周黎庵諷刺道：“‘閉門著述’，善哉，善哉！在侵略者鐵蹄的籠城中，若不是掛了‘遺民’招牌的諸公，恐怕早已束裝‘飄蕭一杖天南行’[7]，或是榮任‘新民學院’教授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