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持續不斷的戰亂和遷徙，破壞了原有的政治生態，表麵統一的局麵被打破，不同政權的轄區內各派勢力的爭奪更加激烈。當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重慶穩定下來之時，就開始關注淪陷區文教界學人的動向，尤其是學人比較集中的北平以及還是孤島的上海兩地，希望在這些地區恢複和發展黨務。其目的一是避免學人為日偽所拉攏利誘，二是防止學人倒向左翼，保持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正統對於學人及青年的影響力。
民國以來，北平文史學界與日本的關係持久而複雜。盡管英美留學生後來居上，留日學人在北京（平）學術界教育界一直扮演要角。加上中日兩國學人不斷互訪學習考察，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所謂對支文化事業展開，北京一度是其規劃中文科研究所的建所之地。後來雖然未能實現，改到日本本土，可是在北平還保留了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的圖書館。由橋川時雄等人主持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先後撰著提要和負責整理的學人多達85人，以平津一帶學人為主。[12]中日學人之間的密切交往，在中日兩國的衝突對立日益加劇以及日本對華北的侵略逐漸加深的背景下，產生了錯綜複雜的影響。民族大義與學術無國界形成相當程度的緊張。如何處理正常學術交往與堅持民族氣節的關係，成為北平學人兩難的抉擇。
早在1932年10月，部分學人運動將北平設為“文化城”“平日最反對外國人”的北京大學的馬衡等人還前往南京遊說，傅斯年等即表示不讚成，稱此“實為中國讀書人慚愧也”，雖不便公開反對，還是私下勸告，並向南京方麵表達反對意見。[13]《塘沽協定》簽訂後，傅斯年不惜與讚成妥協的胡適斷交，堅決反對對日妥協。1935年冬土肥原來北平，勾結蕭振瀛等漢奸，製造其所謂華北特殊化。彼時中央軍與黨部撤去久矣，據說胡適等人奮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組織起來以抵抗之，卒使奸謀未遂。為國長城，直到“七七”。[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