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移都南京，有著多重考慮，其主要目的，當然在於避開日本對華北的巨大壓力。爭取緩衝的空間，建構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政治格局。以應付內外交困的局麵。但是這樣一來，在政治和軍事上，南京政府對華北無法實施有效的直接控製。在思想文化方麵。國民黨急於扭轉五四以來不破不立的革命與自由的風氣。回歸穩定的傳統，以利於政權的穩固與思想的控製。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北京學術文化界的追求發生尖銳對立。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黨化教育以及思想鉗製政策，一直遭到北平文教界學人的抵製。而南京政府或明或暗地扶植中央大學以取代北京大學的地位，進而影響全國風氣的做法，更引起政見各異的北方學人的強烈不滿。[4]因此。盡管國民黨與北京大學乃至整個北平文教界新派師生的淵源不淺，雙方的關係還是相當疏離甚至時而緊張。
1936年夏，北方局勢日趨複雜。日本企圖策劃北方數省，脫離中央政府，成立特殊局麵，以便逐漸侵略。其時河北一帶由宋哲元部二十九軍駐防，一切地方行政概歸宋氏主持，對日折衝，亦由宋氏就地應付。國民政府鑒於國力未充，實行安內攘外政策，對北方情形，暫時隱忍，不肯加強政治壓力，隻從教育文化方麵，培植輿論，以為將來抗敵之準備。
6月13日，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朱家驊電告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中央擬派兄就近秘密主持指導平津新聞，倘若同意，即將公事與辦法寄上，並酌定經費。此事兄任頗宜。時間亦不甚費，乞勿卻。”[5]顧頡剛與朱家驊均出身北京大學，20世紀20年代在中山大學任教時又得到主持校務的後者的知遇，且因《古史辨》的引人注目在學術文化教育界聲望已高，並勇於任事。“九一八事變”後，燕京大學成立中國教職員抗日會。顧頡剛擔任宣傳幹事，以出版大鼓書詞對民眾進行宣傳，並成立了三戶書社。後因抗日會無力資助，轉向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傑求援，並應後者要求於1933年10月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脫離燕京大學抗日會而獨立，宗旨也有所調整，“目標除提倡民族精神外，尤注意於國民道德之培養及現代常識之灌輸，蓋救國大業固非但恃血氣之勇若義和團者所可勝任。”該社麵向民眾的宣傳活動漸引起國民黨的注意，以為社中人都是共產黨，陳立夫以此為由欲將其封禁。顧頡剛為此於1936年1月帶了該社出版物前往南京，向時任交通部長的朱家驊求援，後者表示支持，並乘機動員顧頡剛加入國民黨。顧氏為了社務，隻得同意，風波遂告平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