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隻把目光集中在本地遊客寥寥的北京公園裏。1924、1925年左右，當末代皇帝溥儀最終被逐出紫禁城，從而突然終結了衰微已久的帝製的時候，一場民俗學運動正在醞釀之中。因為運動的中心在北京，這座城市順理成章地成為民俗學研究的重要場址，北京的文學表現也由此增加了另一維度。
有意識的民俗學運動成型於民國初年。早在日本求學期間，魯迅與周作人就開始對歌謠、神話等產生了興趣，並開展了這方麵的工作。魯迅首先提出建立民俗文化組織的倡議，他說：“當立國民文術研究會，以理各地歌謠、俚諺、傳說、童話等；詳其意誼，辨其特性，又發揮而光大之，並以冀教育。”[42]1918年，由兩位“五四”時期的著名北大教授劉半農和沈尹默發起，以“國立大學”的體製為依托，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北大校長蔡元培在看到兩位教授擬定的章程後，隨即批交文牘處印刷五千份，分寄全國各省官廳、學校。1920年，歌謠征集處改組擴大為歌謠研究會。兩年後，該會開始隸屬於北大國學門，並創辦《歌謠周刊》。這一組織一直活動到了1927年11月。1923年5月，同樣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又成立了風俗調查會。該會成員製作了一份《風俗調查表》，在《晨報》和《東方雜誌》等刊物上都有刊登。1935年，北京大學文學院決定恢複歌謠研究會。翌年，改名為風謠學會，並持續活動到了1937年。除了上述這些組織以外，1924年還成立了一個北京大學方言調查會，調查各地方言。[43]
關於北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風謠學會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完成的。1924年，北京風土的研究開始盛行。楊德瑞在北京為《歌謠周刊》記錄了老式婚嫁的禮儀。1925年出現了更多的研究。《歌謠周刊》曾出版了一期妙峰山進香的專號。容肇祖分析了“妙峰山進香者的心理”。顧頡剛在為這期專號寫的引言中，主張風土民俗並非野蠻下俗的東西；相反，它們應該作為係統性研究的材料。[44]後來，顧頡剛又為旗人奉寬所著《妙峰山瑣記》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