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識分子”對北京的描繪體現了他們對於“中華文化傳統”的一種非常矛盾的態度。在“五四”時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鬱達夫寫下的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鬱達夫這樣解釋他對北京的感情：任何在北京住上兩三年的人都會感到北京的空氣太沉悶，生活太無變化，於是總想離開。一旦離開，就會覺得好像新生活開始了一樣。然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害起劇烈的懷鄉病來。這一種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個個都有”[30]。另一位“五四”作家師陀也有同樣的感慨：
在我曾經住居過和偶然從那邊經過的城市中，我想不出更有比北平容易遇見熟人的了。中國的一切城市，不管因它本身所處的地位關係，方在繁盛或業已衰落，你總能將它們歸入兩類：一種是它居民的老家；另外一種——一個大旅館。在這些城市中，人們為著辦理事務，匆匆從各方麵來，然後又匆匆的去，居民一代一代慢慢生息，沒有人再去想念它們，它們也沒有在別人心靈上留下不能忘記的深刻印象。但北平是個例外；凡在那裏住過的人，不管他怎樣厭倦了北京人同他們灰土很深的街道，不管他日後離開它多遠，他總覺得他們中間有根細絲維係著，隔的時間愈久，它愈明顯。甚至有一天，他會感到有這種必要，在臨死之前，必須找機會再去一趟，否則他要不能安心合上眼了。[31]
“新知識分子”在這一類作品中表現了他們經常不願承認的另一麵：對於自己所激烈攻擊的傳統，他們其實是有著某些方麵的依戀。
與關於上海的作品做一個比較，這一點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林語堂在一篇題為《上海頌》的散文中將上海描寫成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方。[32]這可怕“在它那東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麵的虛飾，在它那**裸而無遮蓋的金錢崇拜，在它那空虛，平凡，與低級趣味……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勞力，乏生氣的報紙，沒資本的銀行，以及無國家觀念的人”。林對這座城市的“不可思議”，“它的畸形，邪惡，與嬌浮”，它的“生著青蒼的皮膚，與僵硬的手指的肥頭胖耳的銀行家”，它的“吃人參湯燕窩粥的胸部平坦的太太們”，它的“滑頭滑腦的旅館茶房”以及按摩女、妓女、鴉片煙鬼和其他所有人都極盡嘲諷。他諷刺不懂得吃西餐規矩的暴發戶，和從不肯錯過機會，練習他們有限的幾句“Many thanks”和“Excuse me”的學摩登的人們。他嘲笑“把書包放在跨下，坐在黃包車上，穿著卷筒的短襪，帶著上麵繡著各種顏色的知更鳥與**的帽子”的女學生。他鄙視那些在本國毫無身份，卻在中國“昂然而不客氣”的外國人。他把上海稱作“強盜、官僚、督軍與騙子的都市”。這座城市對他來講是“中國的安樂窩，在那裏即使乞丐也是不老實的”[33]！現代派小說家穆時英、施蟄存和劉呐鷗在光怪陸離、歌舞升平、充斥著靡靡之音的上海找到了新的感覺和表達方式。[34]茅盾則用無情嘲諷的筆調虛構了一位地主老太爺由於受到上海大都市排山倒海般的速度驚嚇，又被少婦**的白腿刺激，最終暈厥乃至暴斃的故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