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期的小說創作涵蓋了以上討論的北京的種種形象。尤其是老舍的作品，在樹立北京和北京人的形象方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小說以北京城作為情節和人物命運發展的中心，塑造了一些最廣為人知的北京人的形象。同時，通過描寫北京的地方風俗、傳統生活方式與整個國家麵臨的新挑戰之間產生的摩擦，老舍的小說也成為連接北京地方文化與國家問題的一條關鍵性的紐帶。
老舍深切地愛戀著北京，執迷於這座在他的文學想象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城市。1933年，當他覺得《大明湖》與《貓城記》“雙雙失敗”的時候，他決定“返歸幽默”並“求救於北平”：
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這兩個字就立刻有幾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開映。啊！我看見了北平，馬上有了個“人”。我不認識他，可是在我廿歲至廿五歲之間我幾乎天天看見他。他永遠使我羨慕他的氣度與服裝，而且時時發現他的小小變化：這一天他提著條很講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騎上自行車——穩穩的溜著馬路邊兒，永遠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遠走不到目的地，太穩，穩得幾乎象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種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51]
這段話傳達了老舍筆下北京的三個核心要素：故事的舞台場景是北京城；人物類型是北京人——北京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來剖析北京城與人的筆調是幽默。
老舍在20世紀20年後期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在20世紀30年代達到了他的創作高峰。在他這段時期內創作的小說中，以北京為場景的最重要的小說包括：《老張的哲學》（1926）、《趙子曰》（1927）、《離婚》（1933）、《老字號》（1935）、《駱駝祥子》（1936）以及《我這一輩子》（1937）。這些小說，尤其是其中寫於30年代的那些，無論在城市景觀、風土人情，還是人物的舉止語言刻畫的方麵都明顯充滿了一種“京味兒”。在某種意義上說，老舍是用自己筆下鮮活的人物，為收藏家在五花八門的再版明清史籍、方誌以及風土人情百科中捕捉到的靜止、凝固的舊京注入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