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論文”知識群體與《大公報》的文化權力網絡
1953年1月7日，年逾花甲的胡適在“台北市報業公會歡迎會”回憶道：“《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是我替張季鸞（1886—1941）先生、胡政之先生計劃的。請《大公報》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為排定。這樣，報館的主筆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這種方式旋為國內各報刊所采用。”[96]而事實上，最早提出開辟“星期論文”專欄的是當時大公報的主筆張季鸞。他當時的用意是：“一是每天要發一篇社評，多數由他執筆，負擔過重，組織社外人士撰寫星期論文，每星期他可以少寫一篇社評。二是加強與文化教育界的聯係，擴大在學術界與青年學生中的影響。”[97]《大公報》研究專家（係大公報人）陳紀瀅也說過：“大公報鑒於全國最高學府擁有專家學者無數，而社會各階層均有飽學之士，這些人構成國家之文化動力。他們對國是與各種專門問題都有卓見，隱藏於腦海之間，有的人喜歡寫文章發表議論，有的人則須催逼而成。尤其在國難蜩螗，全國需要竭盡智慧，以挽救危亡之際，更應以專家的學識，以貢獻於全國。因之，於民國二十二年秋發起刊載‘星期論文’，以代替社評。”[98]
1933年年底，張季鸞與《大公報》另一主筆胡政之聯袂到北平，在東興樓莊宴請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數十人，為即將開辟的“星期論文”約稿。席上特別說明稿件除抵觸法律外，決不幹涉內容，不更改字義，以尊重作者。胡適作為當時北平文化教育界的領軍人物，自然在《大公報》與北平知識界的這次合作中發揮了主要作用。1934年12月20日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我也覺得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值得維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還替別位朋友‘槍替’了好幾次。”[99]可見，從大公報創辦的1934年直到1953年，《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在他的心目中仍舊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而他對“星期論文”也持認同和維持的態度。不僅作為該欄目精神領袖的胡適如此，而且很多學者和讀者都迅速認可了“星期論文”。據陳紀瀅回憶：“‘星期論文’興起後，引起全國注意，尤其知識界到了星期天，無不爭看這個禮拜是誰寫的。其中的確開啟了中國專家學者在報紙上發表議論的先河，更為讀者廣辟吸收知識的園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