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雨齋的周作人與“十字街頭的塔”
在20世紀30年代抗戰前的北平文藝圈，周作人可以說是一個“精神領袖”式的核心人物。他的周圍集中著當時一大批優秀的文人、學者，如俞平伯、廢名、孫伏園等人。這個圈子的交往模式與林徽因、金嶽霖等人的交往大異其趣，與這兩種具有濃厚的西方色彩的“公共交往”迥異的是：周作人等的交往更帶有傳統文人的特性，通過聚餐、尺牘、唱和、聽曲、逛舊書店等方式建立一種日常性的聯係，這種聯係又顯得非常隨意和自然，不像金、林等人的交往時間和溝通模式是相對固定的，而是性之所至而任意相往來。如果說金、林等所形成的交往網絡更多的是側重智慧和知識的話，那麽周作人等人的交遊注重的是心靈的契合和趣味的重疊。新文化運動後的周作人發生大的逆轉，到了20世紀30年代開始宣揚“閉戶讀書論”，注意“生活之藝術”，在對古書、民俗等的把玩中品味生活，這種閑適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一部分追隨者。
事實上，1925年發表在《語絲》周刊上的《十字街頭的塔》就隱含了周作人的這種“社會轉向”，從一個新文化運動的“流氓鬼”轉變形象成一個文質彬彬的“紳士鬼”。他在這篇短文的結尾這樣**其心曲：“別人離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頭，我卻在十字街頭造起塔來住，未免似乎取巧罷？我本不是任何藝術家，沒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頭的了，然而又有點怕累，怕擠，於是隻好住在臨街的塔裏，這是自然不過的事。隻是在現今中國這種態度最不上算，大眾看見塔，便說這是知識階級（就有罪），紳士商賈見塔在路邊，便說這是黨人（應取締），不過這也沒有什麽妨害，還是如水竹村人所說‘聽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罷，反正這些閑話都靠不住也不會久的。老實說，這塔與街本來並非不相幹的東西，不問世事而縮入塔裏原即是對於街頭的反動，出在街頭說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們的塔，因為他們自有其與大眾乖戾的理想。總之隻有預備跟著街頭的群眾去瞎撞胡混，不想依著自己的意見說一兩句話的人，才真是沒有他的塔。”[64]這個時期的周作人還沒有徹底學院化，還沒有建築起自己的“象牙塔”，但他也不願意完全生活在“十字街頭”的喧囂中，他“怕累，怕擠”，他隻能在“十字街頭”的繁華中建構一座心靈的“象牙塔”，也即在處世的實存中保留一份超然的情懷，明淨地觀照和賞玩這個世界。